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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霞:许如辉遗篇《国剧玉堂春》序在重庆发现
8/25/2008 点击数:2321

许如辉遗篇《国剧玉堂春》序在重庆发现

(许文霞)

(原载《上海戏剧》2008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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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戏剧家许如辉,1910-1987)

 

                                              

    

     许如辉 (水辉) 遗篇《国剧玉堂春》序,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写于重庆大同乐会,近年在重庆发现。

     下为《国剧玉堂春》序之全文。“煇”系原用名。原件并无句逗,为便阅读而试断。又,石峰记为“石峯”,原文如此,特说明:

                                

《国剧玉堂春》序

(许如煇)

 
                                   

    

     平剧发源徽调,原名樅阳腔,为北调之一种。内容分二簧、西皮二体。二簧初用二笛伴唱,西皮用胡琴伴唱,后通用。胡琴、西皮,盖西涼西羌之遗音,用胡琴伴唱,故曰西皮,而性质与二簧相近,故能合而为一,流行于长江流域之民间。

     清季,因慈禧后所喜,大兴于北平,以其曲词通俗、调法简单、易于上口,故习之者众。且行腔特易,表情能极尽感慨淋漓之致,悲欢离合,开口毕现。自慈禧提倡,以后大有进步,业已风行全国。惟唱者每以提高嗓子争胜,班中遂有唱不到乙字调不许登台之例,亦有擅自改创新腔者,此皆为平剧中之流弊。若再不规定标准,平剧前途未可乐观。

     本会石峯同志有鉴于此,特译《玉堂春》剧谱,印行于世,示以规范,挽救颓风,实有心人也。更望石同志能继续译谱、印行,则平剧前途,未可限量。

     爰誌数语,藉作介绍。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许如煇序于大同乐会。


     载有许如辉序言的《国剧玉堂春》,它的浮现,本身就颇具戏剧性。该书最早是在河南南阳一家旧书市场里静悄悄地躺着,后被当地一位图书收藏家茹俊华发觉、收购。大概非特定收藏领域,一书在手没很在意,该书友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发了条书讯,准备易手。延至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这条书讯引起了四川重庆一位青年学子的注意,《国剧玉堂春》的命运,便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重庆青年张南,是位中学历史教员,只有三十来岁,闲来喜好收藏民国旧书,方向是民国时期重庆出版物,且已积累了丰富的收藏知识,年前还获得当地“十大藏书家”称号。张南还有个特点,拥有旧书后,不是束之高阁,而是细心品赏与研究,很注重旧书背后散发出来的文化气息。因此他特别在乎旧书中是否有“序”?他认为通过读“序”,能了解出书的不易,一本书的话中话,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抗战时期的重庆,精英荟萃、群贤毕至,张南已收集了数目相当可观之民国旧书“序言”,日后准备汇编成册。张南对旧书的纸质也颇有研究,发现重庆抗战时期出版的书籍,虽以铅印为主,但平添了不少油印和石印本。光滑平整的道林纸,战前已风行国内,但此时的重庆,则是不得已的倒退,主要用的是“土纸”,材质为“竹子、稻草”一类,出版业在战时重庆的艰辛程度,可见一斑。张南独特的研究视野,全然是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执着热爱,对创造了文化的历史人物由衷敬仰。当张南得到河南书友确认,《国剧玉堂春》初版于重庆,有序言,便毫不迟疑买了下来。于是乎,“玉堂春”流落河南数十载后,一路风尘,又返回了家乡重庆。     

    不出张南所料,《国剧玉堂春》在手,当年抗战气息即迎面扑来。书系石印本,模样既薄又旧,只有二十几页,纸质很差,正属“竹、稻”之类。从书的外貌,已见证了一个历尽沧桑的艰苦年代。张南感慨印数不会太多,出书不易,能保存至今更为不易。当他翻开图书,旋被书的“序言”吸引,直认写得很好,并记住了许如辉这个名字。他后来告诉我:这篇序,体现了两个价值,第一,对京剧发展作了简要概况的说明;第二,对青年石峰所著《国剧玉堂春》译谱,作了很高的评价,并希望再次努力。值此,是张南慧眼独具,在重庆发现了许如辉遗篇《国剧玉堂春》序。

     据《国剧玉堂春》版本页所见:平装书,内载序、玉堂春本事、玉堂春(三堂会审)译谱等栏。许如辉作序,石峰擬制,赵光藻发行,大同乐会编译社出版,国粹图书社总发行。定价六元,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圣诞节初版。

     为了获取更多“玉堂春”出书背景,张南尝试从网上查阅许如辉、大同乐会。他从重庆《晨报》探得,九秩老人刘志坚是唯一健在的大同乐会会员,即寻址拜访,奉上奇书,请刘老辩识。他还向大同乐会研究者——耆宿郑体思先生求证。下一步计划,他将采访重庆音协……。一位音乐学门外汉,竟因一篇“序言”,刨根问底,直钻少数学者型人士才倦顾的“音乐学象牙塔”探幽,这岂是一位癡迷收藏的青年所为?是什么力量驱动了张南?他后来致我的信中感言:

     “收藏到你父亲作序的民国书《国剧玉堂春》非常偶然,然而这偶然使我了解了大同乐会和令尊许如辉先生。许先生在抗战中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就让我们晚辈肃然起敬。把许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发扬光大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名普通的传统文化爱好者,我愿尽绵薄之力。在得到许老师你的地址后,我将把书寄过来,请你题词留念。《国剧玉堂春》一书,我要永久保存。”

     一位毫无功利主义念头的青年,凭藉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敬畏,义务反顾地走向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用己专长的历史和收藏知识,以黑马之姿,投石问路,叩问“中国音乐史”。人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有所信仰,这将攻无不摧。张南就是这样一位有信仰、有恒心之人,他的治学方法,他的不失时机的切入,他的敏锐的判断力,相信对看似热闹实则沉寂的音乐学界,对不重视史料建设的音乐学界,对不断错失时机的音乐学界,对人物研究严重滞后的音乐学界……,已是一次不小的撞击!中国音乐学科的腾飞,需要学科杂交,需要张南这样热心人士的参与。

     回溯许如辉为《国剧玉堂春》作序缘由,显符时代特征。大同乐会编译社,系大同乐会在重庆抗战时期众多分支机构之一。研究歌曲,戏曲,也是大同乐会努力推进的会务之一。民国三十一年,《大同乐会简章》明列:“乐务总干事负责乐曲之搜集编制整理,地方音乐歌曲戏剧之研究……”。许如辉时任大同乐会乐务总干事,推广剧谱,义不容辞。会员石峰,受“章程”感召,为平剧译谱,同年即攻掠一城——《国剧玉堂春》。许如辉乐观其成,赞赏之余,慨然命笔,《国剧玉堂春》剧谱出版前夕,“爰誌数语,藉作介绍”,序篇由此而生。

     全序虽寥寥三百零五字数,然行文严谨,内涵丰裕,述及了平剧的起源、调腔、奏件、特征、掌故、弊端及制订标准曲谱之迫切。这是一篇很有见地的戏曲音乐散论,凝聚了许如辉早年对戏曲的思考,也是他戏曲音乐改革的先声。戏曲与国乐,本是一脉相承的同一体,故许如辉能从民族音乐家的角度,轻易看出平剧的优与劣、良与弊。改良平剧的举措,也是改良其它戏曲的良帖。胡琴西皮、二簧二笛的协奏,是平剧作曲配器的基本技巧;唱者不必“争嗓”,而应注重“韵味”,已为戏曲市场所认可;不能随心所欲地唱,而要“定腔定谱”地演,是五十年代初期戏曲音乐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可喜的是,四十年代大同乐会即行提倡;平剧调法简单,音乐要改革,须采用现代作曲技法,旋律、复调、和声等,后来都进入了戏曲音乐。《国剧玉堂春》序中的改良观念,均在许如辉稍后的《白毛女》(1951)、《为奴隶的母亲》(1954)、《妓女泪》(1956)、《陈化成》(1959)等戏曲音乐作曲时首创和推广。“走民族歌剧化方向的戏曲音乐道路”,是许如辉后半生的坚持,且成果累累……。而序言中,许如辉舍“国剧”,而称“平剧”,初觉相侼,后感相宜;因前者为剧种美称,后者才是剧种实名。

     《国剧玉堂春》之译谱者,系石峰,姓名疏闻。阅重庆大同乐会档案,见会员中有“石茂庆”三字,揣摩度之,恐石峰之原名是也。若“玉堂春”译谱真系石茂庆所制,则可提供小传如下:许如辉记忆中的石君,说话带南京口音;原籍可能南京一带;擅箫、大胡、忽雷等器;参与重庆大同乐会大量演出;若以“箫、大胡、忽雷”三大件作例,石君分别持件、演奏过《原野牧歌》、《霓裳曲》和《佛上殿》等曲。

     又见《国剧玉堂春》封底预誌:“《六月雪》,不日出版,石峰擬制”。果真如此,则“石同志”尚有其它重要国剧译谱遗留地下,待见天日。看来,翻掏旧书,挖掘古史,不可中途而废。

     本次《国剧玉堂春》序得以破土,全承青年张南有志、有心、有识、有为;又蒙刘志坚、郑体思先生及时相告;更有郑曙华君原件拍照、扫描传递,千里之迢,速抵彼岸。众人拾柴火焰高,遂使笔者数日成文,瞬间公开。

     谢忱深切,特誌毋忘。

       (2006年12月完稿)

      (原载《上海戏剧》2008年第7期,原题目为《一本抗战时期的国剧专著》。本文发表时,大同乐会最后一位老人刘志坚先生已谢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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