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寻找思想的生长点？

――关于《夹边沟记事》的琐记　

（陈家琪）　

《夹边沟记事》很悲惨，悲惨到人不得不相信有地狱的地步，不得不相信就是在地狱里，人也无非这样过；一千多近两千右派分子就这样饿死了，无声无息，幸存者与街上走的任何一个人毫无二致，就是听他讲起过去的事，也仿佛是在听外国或一个不知什么朝代的古老故事。残忍绝对是人的发明，那么记忆呢？感同身受的同情或敏感呢？如果都是人的“文明”的发明，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并不具有普遍性，有些人强行使自己记住不忘，有些人却不尽然。看《上海女人》时，先是妻子哭，哭了一中午；我笑着说，不至于吧，神经也太脆弱了，我们这代人什么没经过？我看时，拼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看过了《上海女人》，后面的就只剩下了叹息。叹息之余，我不由得不这样问自己：就这样洒一把眼泪就完了？且不谈作者的意图，难道从自己的这种记忆、这种感同身受的同情或敏感中就只能生长出眼泪吗？

　　反过来想，这样悲惨或比这更要悲惨的事不是每时每刻就发生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或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吗？那么残忍也好，记忆、同情也好，与其说是人类发明了这些事，还不如说是发明了这些词；没有这些词来记述、描述这些事，我们其实无动于衷；就如没有杨显惠的这本书，我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夹边沟这个地方一样。那么，通过这样一些词来记述描述这样一些事，作者能达到他的目的，或者说，人所作出的反应就一定会如作者的所愿吗？当我这样想时，我真的犹豫了，甚至，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它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那么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些陈年往事翻出来，翻出来又想怎么样？后来把这本书推荐给一些人看，他们并不感兴趣，最大说一句“跟看恐怖片的感觉一样”；告诉他们“这是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就非得怎么样吗？说是想影响历史，避免灾难重演，纯粹是疯话，连自己都不信。但总有一点教育作用吧？“教育”也是个很荒唐的用语――马克思说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到底谁教育谁呀？

　　至于这本书可能起到的“反作用”，我却立即就想到了这么两点：第一，看了这样的书，人更害怕了，觉得什么都没有保住自己重要。有那么多人无缘无故或仅仅因为多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成右派，最后饿死他乡，谁不怕呀？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死亡自然是最大的恶，或者理解为“恶”的唯一绝对的标准；那么与此相反，保存生命也就是最大的或唯一绝对的“善”。与这一意义上的“善”、“恶”比较起来，出卖、乞求、争抢、偷窃、逃亡、撒谎等等人们在平时所厌恶、所不齿、不屑、不忍的“恶行”又算得了什么？在夹边沟，人切身感受到的就是死亡，因为惧怕死亡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才渴望生命，而不是相反，因为活着而珍惜生命。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恐惧是正义及全部道德的根源，因为人会依靠自己受害的经验而走向理智。但这里的理智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出卖、乞求、偷窃等等。看看这本书，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把自己最高级的智慧和才干都用在了这些平时完全不屑的勾当上，因为不这样就会落入最大的“恶”――死亡之中。这到底应理解为是人的聪明才智的浪费，还是理解为道德意识的泯灭？“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中午，右派们吃了午饭，午休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参观，并且大声地说：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见该书第141页）这实际上是在问：“看你们怕不怕？”它既是对人的聪明才智的浪费（何希金偷粮食可谓绞尽脑汁）的谴责，也是对他的道德意识的泯灭的谴责；在刘振宇看来，这正是要对右派分子进行改造的原因；而改造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让他们“怕”，只有在“怕”中，人的聪明才智才能用到正道上，道德意识也才能高扬起来。“利维坦”就是一个让人“怕”的东西。

　　其次，看了这样的书，人也可能变得更凶残、更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听人说，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在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划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几个犯人的审判决定，哪个人枪毙，哪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划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第59页）

　　“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给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安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第63页）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蒋洪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蒋洪：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第128页）

　　诸如此类的“漫不经心”似的娓娓道来几乎比比皆是。

　　死亡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获得一种不同于死亡经验（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这种经验）的死亡意义？这经验当然只能来自“他人之死”。但“他人之死”难道真与我有什么关系吗？如果这样的死每天都“数十人”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哪怕对死亡再敏感的人也会麻木起来，如果还不麻木，那就该用地委书记的话问问自己：“你尻子松了吗？”

　　与这两点绝非作者所愿、但又恰恰最有可能按照事物自身的莫名其妙的逻辑（这种逻辑的力量，我们还领教的少吗？）而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相应的，就是人们在看了这本书后还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近两千名右派分子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或一天“数十人”地相继死去，既然“生”、“死”已成“善”、“恶”的绝对标准，既然人已变得毫无顾忌、冷酷无情，既然迟早是一死，为什么还会如此逆来顺受地坐而待毙呢？逃跑者是有，但总是个别的，如果多一些人集体行动，食堂、粮仓、附近的农户，反正可找到粮食的地方有的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网”才有如此的力量，使这些人着了魔似的如此“听话”地坐在那里等着饿死？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一群知识分子，一群真正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知识分子：“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第166页）看来把这些右派分子真搞错了，他们一脑子虔诚，即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就是把他们打成了“右派”，他们也仍然想着改造自己――谁又不需要改造呢？正因为这些人是如此的爱党、爱社会主义，才放弃了在上海、天津等地的优厚生活，才从国外纷纷回来，才自愿支援边疆，来到“西部”，才在五七年说了那么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才宁肯饿死也不逃跑。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坏”而落得如此下场，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好”才甘愿如此。就这种“好”“坏”的错位或颠倒而言，李祥年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李祥年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胞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也就正是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才对完全被错判了的李祥年表现出一般人家不可能表现出的“大义灭亲”：在李祥年最挨饿的那些年，曾写信给家里要点炒面、钱，可家里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有给他；他逃跑回去，是母亲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他送回夹边沟的；他就业后要结婚了，求姐姐支援一下，“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附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实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第182页）正是“文化人”的“文化”、“知识分子”的“知识”，才使得这些人的家庭有了如此高的觉悟，使得这些家庭培养出来的人能如此虔诚地等待着“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的一天。也说明正是“右派们”平时所受的教育而不是日后对他们的改造，才是真正约束他们、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呆在夹边沟的“精神法网”。那位曾目睹了“上海女人”的全过程的李文汉在平反后“又写了几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而且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那种感激、兴奋、自豪的心情几乎溢于言表。几乎每个获得平反的“右派分子”都是这样：自己本来就一脸虔诚，现在终于盼来了伯乐。李祥年对俞淑敏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第185页）面对这样的一些人和事，我们除了感动还能怎样？感动，为这些在眼前晃来晃去的人的苦难与虔诚而感动。可这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该如何描述、如何评价我们自己的形象？责难、怜悯、愤怒、谴责，显然都不对。我们真的找不着表达的词语，真的，而不是出于忌讳或害怕。有某种比忌讳与害怕更为有力的东西在无形中制约着我们，就是意识到了，也无能为力，只好长长地叹一口气。

　　在哪里寻找思想的生长点？

　　仅仅一个68年的五月事件，按照摩林（Edgar Morin ）的说法，就对法国几十年的社会状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第一，它侵蚀了整个社会的地基，西方理性化社会的两根主要支柱秩序与进步不再是不可置疑的起点；第二，知识分子不再徘徊在顺从与反叛、习性与不安之际，而是逐渐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工作、自然、死亡、性或异性，“这种对存在的新渴望，突出地表现在‘欲望’这个字广泛地被使用上。媒体不再美化现实，开始真正面对问题。曾经提供现成幸福药方的杂志，也出现了有关老年、疾病、孤独、夫妻间的困扰、人际间的障碍等问题的探讨”（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一书的“中文版序”）而为哲学界所熟知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蔚为流行起来的。

　　在我们这里，何止发生过一个月的“大事件”？

　　我又想起了瓦尔特·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一段话：“你的词语被剥夺了力量，你被打成了碎片，自行作为一道惨淡的影子而消失了。你将被允许与一幅画结合，这时，一个深刻的寓意就会帮助你掌握那被隐藏的（东西）。”（中译本第157页）

　　也许，我们真的只有在与一幅画的结合中才能领会那被隐藏的东西。这幅画，就是作者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中所选入的最后一篇小说《黑戈壁》：

　　“他画的是黄昏的戈壁。画面分两大块，五分之二画着戈壁，其余是天空。他用蓝、绿、褐色画戈壁，颜料堆得很重，近看一堆一堆杂乱无章，远看却是黑压压、乌沉沉、庄严、浑厚。他给戈壁上堆积了大块大块的红色，这又使戈壁显出了骚动与不安，像是有一种巨大的力――大概是岩浆吧――供着戈壁，戈壁变得像集聚的乌云，像沸腾的大海。”

　　让我们长出一口气，在审美似的悲切、期待与满足中回味三十多年前发生在夹边沟的往事吧，尽管我们依旧怀疑再骚动不安的戈壁，是否也能生长出思想的大树。当然，芨芨草和胡杨林是有的，我在戈壁滩上也见过。

　　杨显惠著：《夹边沟记事》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版

　　作者附记：此文写于２００２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反正书一出版，我就收到了一本，而且希望我能写点什么。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寄给一家刊物，大约是因为这本书当时看来有什么问题，所以评论也就没有发。于是就这样放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书名变成了《告别夹边沟》（我还没有看到），而且有了新的评论，于是就再次想到此类“记事”能否或如何才能生长出“思想”的问题。因为这也是一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３日于沪上新居

      （学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