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出生命代价之后
——追忆贾植芳先生 

（孙正荃）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里戴帽子坐大牢流放监禁的人不少，但是在每次政治动荡中都与牢狱相伴，四分之一以上世纪完全失去自由，这样的人肯定不多，肯定不多的还在于这个人从不检讨从不认罪，屈打不招死不悔改；肯定不多的更在于“从鬼变成人”之后，这个人并没有获得心绪的彻底释放，尤其是到了晚年，随着名声日隆，他心底却束缚愈深阴影愈重；肯定不多的更在于这个人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幽默依旧诙谐依旧笑容依旧执着依旧，他的精神世界愈益丰富而高远，他对世事人生的彻悟透其纸背深其骨髓——所有这一切，至少，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第二个，他就是贾植芳，一个“姓贾而不卖半点假货”（贾老语）的倔老头！

   先生1987年退休，正是我从遥远的青海调到上海不久，先生长我21岁，我们的关系用常说的“亦师亦友”四个字很是贴切，可在我心底，常常觉得他是我父亲。我四岁丧父，不知道父爱是什么样，也不知道做孩子的在父亲面前是什么感受，我在贾先生那里感觉到了，一次在聊及我的坎坷经历特别是在“文革“中的遭际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你要早点认识我，就不会受那么多罪了。我感到了一种温暖，那是一种父爱沁润的温暖。

   我同先生相识不久就强烈地感到他对倒过霉坐过牢的朋友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有句挂在他嘴边的话就是“亲不亲，阶级分”，“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跟他说你这是“新翻杨柳枝”。这样“旧曲新弹”的话还有许多，比如到午饭时你起身告辞，他就说：你是八路作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夸他身体好，他就说“感谢毛主席”。时间长了，我也总爱跟他开开玩笑。后来他就说了，一针一线不拿，金山银山那是要的，说完自己先就笑了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再后来同先生无话不说了，我倒是发现他心底里有不少难以言说的无奈和无力解脱的苦闷，先生像鲁迅先生一样是个达观的苦闷者。但是许多人比较多地看到了他的“达观”而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深藏的“苦闷”，更有一些人根本是把他视之为“工具”和“宣传品”，逢年过节提了两盒点心水果之类去“慰问”，于是媒体上便有了照片有了报道，说他 “不坠青云志”，赞扬他“粗茶淡饭” ，“从不伸手”等等，领导自然又多了一点“关心知识分子”的政绩。这种舞台上的事，他经历得太多了，他早已看透，他说，我也是个演员，有时是正面人物，有时是反面人物，两个营垒里的事都看得“刷刷清”——上海话，懂吧？（到上海五十多年仍然是一口山西腔的老先生还时时会冒出一些上海方言词语，比如老板娘、老虎灶之类，连新新人类用的一些词，他也懂，从他嘴里说出来，每每让大家忍俊不禁。）

   先生常说自己是喝鲁迅奶长大的。真是这样。先生在骨子里非常像鲁迅，他们都身材矮小而境界高远，但是直到临终，先生最最想不通的还是这样一个问题：自己为“新中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却是牢狱和灾祸。先生在1949年前已经坐过三回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每次政治动荡时我都在监狱里”。三十年代参加“学运”吃了官司，罪名是“反对政府”，伯父出了1000块银洋和50两鸦片把他保释出来，然后又把他送到日本读书，临走，给这个“顽劣”的侄子定了三条：一是不准再过问政治，二是学一门实业方面的专长，以后也可以“光宗耀祖”，三是不准娶日本老婆，那是进不了祖宗祠堂的。先生说，三条规定我只做到了一条：没娶日本老婆。1937年国内抗日烽烟滚滚，他毅然决然回国参加抗战，他在战火纷飞的第一线做日语翻译，但是他非同寻常的经历又被怀疑是“赤色分子”，有“共党嫌疑”，甚至想活埋他，于是他只好死里逃生，可最后还是被日伪特高科以“策反”罪名抓进了监狱，日本宪甚至兵怀疑他是“延安派来的”；抗人战争胜利举国欢腾，可不久他却又以“煽动学潮”的罪名被国民党中统局送进了大牢；仅仅安顿了几年，这个把自己的青春热情都付与革命理想的知识分子，竟然又被伟大领袖钦定为“反对共产党”“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成了名副其实的“钦犯”，这一回牢一坐就是十一年。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个插曲是，多少年后，在上海著名的衡山宾馆的宴会大厅里，先生恰好同时碰上了“国民党”（台湾《中央日报》的头儿）和“共产党”（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头儿），都请他“合影留念”，于是， “国民党站在我左边，共产党站在我右边”，“咔嚓”一声，就有了那张他称之为“荒诞戏剧照”的照片。他在给我讲完这个故事后，意味深长地说：过去，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都判了我罪，现在，我站在國共兩党主管意識形態的兩位官員之間，我又成了誰呢？老孙，你看滑稽不滑稽！

   先生常说，历史无情亦有情，我是为历史认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

   那么，先生在付出生命代价之后是怎样的情况呢？我，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凭着同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凭着同先生几乎每周一次甚至几次的神聊瞎吹，我希望给历史提供一点晚年贾植芳生活尤其是内心生活的真实细节，或许各位可以看到一个著名文化老人性格和人生的另一面。。

   先要说说的是先生很穷。他那间书房兼客厅兼饭堂的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墙壁剥落，地板七橇八裂，摔了跤，一次朋友来访，发现他额角上包了纱布，这才给他铺了地毯，虽然是化纤的，总比较安全了；他卧室里的空调是九十年代用一位外国回来的学生送给他的1000美金买的，那时他已经失聪，剩下的钱就买了一个助听器。朋友们常跟他开玩笑，说他身体很好，可以活到100岁，那可是国宝啊，先生开怀大笑说出三个字：大熊猫！其实那只是大家的一种调侃，他心里比谁都明白，没人真把他当什么“宝”，直到九十年代还是那1000多块的“退休金”，根本入不敷出，面对几乎每天不断的海内外来信，因为“连邮票也买不起”而几乎都“有来无往”；从老伴一病不起后给他当管家的内侄女任桂芙，常常为了节约一两元钱去一公里以外的一个菜场买菜；那年他过生日，我为他请宜兴一位紫砂大师做了件礼品送给他，原以为他会很开心，没想到他只看了一眼，却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不如买点吃的给我。他的文章或者书稿发表了出版了，便会焦急地等稿酬，时间长了，他会叫我打电话，他最后一本书《历史背影》今年一月问世，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李辉帮忙在外地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还没见样书，稿酬就来了，他一见我，马上告诉这个好消息，我说，那肯定是李辉开的“后门”，现在出版界没有这个规矩，你哪本书是样书未见版税先到的？我问他多少，他说了个数字，我说，可是不少，恐怕也是李辉的面子。其实，朋友们弟子们用各种各样办法在经济上帮先生忙的，还有不少（他日记里都有祥细记载），亏得这样，他才勉强可以维持生计。每每同先生说及经济拮据时，我都会跟他开玩笑：人家让你做官你不做呀，做了官日子就好过啦。他说，我不做，这辈子不做，下辈子也不做。他还特别引他最喜欢的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话说：“如果我再活一次，人们问我，想当官吗？我说，不想。想发财吗？我说，不想。”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被安排到上海震旦大学（后来并入复旦大学），那时他三十多岁，风华正茂，已经有了“教授”头衔，可刚教了几年书就被捉进官府，吃了十多年官司出来，既没有谁给他认错更没有“赔偿”一说，他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房子没了，藏书没了，日记没了，连锅碗瓢盆也统统没了。那年，“坐了十八年寒窑”（贾老语）的老伴任敏从山西老家到上海探望他，因为在复旦大学毛主席塑像前照了张像，竟然被勒令返乡，临走凑不足路费，只好卖了那件从老家背来的唯一值点钱的呢子大衣；为了不致误了车，老俩口半夜就起身，转了几次公交，早早就到了火车站。八十年代后刚过上安定日子，爱妻生病住院，开销激增，先生只有拼命写作“换点稿费”，但是他依然挺胸做人，他说，1946年我进上海身上只有八分钱，用了几十年还没用完呢！多少文章赞扬先生这种乐观和骨气，可是我总不免要想，先生那幽默中难道没有几丝无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已成名的作家五十年代就是教授的他，做了“钦犯”之后注定就该这么穷？公平吗？

   我曾经询问先生，你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应该可以享受“离休”待遇的啊。他承认是这样，可当年没把它当回事。他说：我不想做“干部”，我是作家。那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流浪了半辈子的他非常看重眼前稳定安宁的日子，他不会想到四、五十年后“离”“退”这一字之差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等级，他更不会想到当年这个“迂腐之见”竟会让他“苦”了半辈子。可先生从来没这样想，他说，做人不能太功利，有人也讲人格也讲爱情，但是“若为政治故，两者皆可抛”，我不，我把做人摆在第一位，把独立自由摆在第一位。让他特别得意的是“我这辈子没上过一天班”。

   其实，他也可以很富有的。还是在十好几年前，他的养女贾英所在的澳洲有关部门主动表示可以让先生在那里“落户”，而且给房子给汽车。先生说，不去。我去那个地方做什么？那年，国民党的李秉中曾建议鲁迅出国，到日本、瑞士都可以，由政府出钱。鲁迅说，我哪里也不去，小草恋山，我这笔是金不换的。我也学学鲁迅。后来，报纸上陆续有文章透露了先生经济上的困难，于是就有不相识的人托人给先生送来一点“资助”，先生说不能收，把钱退了回去，又写信表示感谢。记得到了九十年代，他和许多人一样按“政策”买下了那几间“宿舍”后，一次，先生说，老孙啊，我现在是有产阶级了。我看着那陈旧不堪的房子，想想当今比他年少的或者和他一样年长的“干部”，哪个是他这副样子，心里不禁一阵酸疼。

   实实在在的说，经济的困窘在先生身上根本不算个事，他说自己是个“浪迹江湖”的人，什么艰难日子没过过，他之烦恼和苦闷在于他在“从鬼又变成人”以后，内心依旧感到不能自由地表达，无法真实地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那年，市里请一些学者名流开会“倾听意见”，先生只是喝茶抽烟一言不发，眼看“座谈会”就到尾声，时任主管意识形态的市委某领导一再请他“讲几句”。贾老说，“我说的话你们听了不高兴，不说了吧。”那位领导虚怀若谷，说，“什么话都可以说，随便说，不要有顾虑。”于是先生就“随便”提了个“请求”：“我想办个文艺刊物，领导能不能批准？”那位领导气量毕竟不一般，笑着接口说：“贾老啊，你可给我出了个难题，我没这个权呵。”先生说，其实我也是给他们开个玩笑。为什么自己想办刊物？那是个阵地呀！原来，这么多年来，他的文章、著作可以说几乎没有“全本”统统是“洁本”，有的发表时删了改了，等出集子了，还要删还要改，有的改得让你匪夷所思让你啼笑皆非。先生当然清楚这不怪编辑，他常常收到一些熟悉的编辑朋友的来信和电话，表示歉意，请求谅解。他说，他们也要吃饭！可这显然难以消解他心底的无奈和郁闷，他觉得自己太无力太无能，只有无条件地接受，没地方去问去说，甚至无法像先辈那样“拍案而起”；而碰上他的书卖光了却不让加印，境外出版了却不让“进口”，乃至后来一本叫《贾植芳回忆录》的书干脆被“有关部门”拿去“看看”而石沉大海这些事，先生那种压抑和苦闷有时就变成了愤懑：当年，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着，年复一年，没有人对他说会把他怎么样或者不会怎么样，就是死关着；现在，他写的书同样被判了无期，没有人明确告诉他可以出版或者不可以出版，他觉得自己像鲁迅先生一样如入无人之境，他不晓得应该怎么办，只有不断地讯问编者，尽管他非常明白出版社和他一样的焦急一样的无奈。于是我也更理解了他为何把自己的回忆录叫做《狱里狱外》，在先生心底，狱里狱外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恰如他在得了奖之后对我说的：奖牌和手铐其实是一样的。那是一种何等深刻的压抑和苦闷啊！

   往后一步说，那些涂涂抹抹的文字能够变成铅字，先生总还是高兴的，但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他心里清楚，要不是有个叫李辉的学生帮忙，许多书都只能束之高阁（他弥留之际等待的也只有李辉，早上，李辉从北京来电话说，我马上飞来，先生恩了一声，中午，李辉伏在先生耳边，已经昏迷的先生，眼睛竟然眯开了一条缝，当晚，先生就离开了人世）；为庆祝他“九十大寿”而编辑的《贾植芳文集》还是学生们朋友们凑了钱才得以出版的，这成了他那年最可安慰最是兴奋的大事。（这里我想附带澄清一件事：先生去世后，有个颇有地位的人在一个会上说，先生非常感激复旦，复旦也非常关心先生。我以为，此话至少不甚实在，略显夸张。比如先生不止一次说过：“复旦没为我出过一本书”。或许，复旦也有他的难处？）

   经历了大风大浪，先生早已洞明世事，他幽默依旧笑容依旧，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愈感自己的无力和无奈，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这样写：我老了，我没有精力了。但是我在他这个话语后面看到了他心底深处的那种无可奈何的苦痛，最可以作为佐证的就是2004年年底，他为答复贺敬之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质疑信而写的回信，我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里记述了这件事：

   2004年，晓风写了一本新书：《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请“贾叔叔”作序。先生在序文里写到了一件“书里有意回避”的事，大致是这样的：胡风晚年曾一度恢复了健康，有说有笑，可是没多久再次相见，却神情呆滞，一言不发，象是受了什么大的刺激。问晓风，只说有位诗人官员去探望时，曾向他提出狱中被迫承认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是冤枉的，能否澄清一下。这位官员一口拒绝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当年无论是梅志还是晓风，心理上依旧没有摆脱恐怖的阴影，所以没有向他透露。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贺敬之。这篇序文后来发表在《随笔》2004年第四期。不久，贺敬之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出版局再转《随笔》杂志去信，说贾先生的文章把他和胡风的关系和他对胡风平反的态度“作了与事实不相符的叙述和不恰当的抨击”，并“要求你们理应做到地将来函照登”。随即，时任主编的杜渐坤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们将按作者要求将来信发于“今年第六期”，信里还说：“我对此事实情一无所知，无权置喙，且我们只是编者，更无权更改有关史实。”那天我刚好在贾老家，先生说，他已回了一信，我看到信里好几处都有这样的话：“我老了，已经没有精力像年轻人那样去对‘道听途说’的信息追根究底”，“我老了，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已经不多了”，但是，先生的态度毫不含糊：“与我们有关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不说，恐怕就永远没有澄清的一天。我决心在那个文章中说出我所知道的事情，正是因为存了这样一份历史责任感在心里。”我问先生，既然你“希望事情的真相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为什么要承认“道听途说”而不坚持？他摇摇头，再什么也没说。这时，我卤莽地问桂芙，是晓风告诉先生的吗？她说是的。我们马上接通了晓风电话，再次询问，那头的回答非常肯定：是的，是这样的，没错，我弟弟当时也在。于是，我再次希望先生做些修改，先生却说，更不能了。就这样。这样很好。我已经表达清楚了。我在底层，他在高层。

   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在2004年第六期《随笔》上同时读到三封讲同一件事情的信，我相信明眼人心里应该已经“水落石出”了。我记得先生讲完这件事情后，最后说了一句：历史会说话的。这和他在不少文章里说的“历史无情也有情”，“这就叫历史辩证法”等等是一个意思，他一直用“帝王寿命百年，诗人寿命千年”，“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年胜负在于理”这样的话激励自己或者说安慰自己，我想，这正是他在无奈之中精神的支撑点——他不是没有勇气而是没有力气了。

   是的，先生非常坚强，但是，我在同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中，尤其是在最后这十年左右，每每窥见先生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也感受到了老人心灵上难以抹平的创伤。

   1966年春把他从监狱送回复旦“监督劳动”时，一个“干部”对他说：“你的矛盾不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过可以交个底，不会枪毙你。”先生火了，等要他“写个材料”（保证书）时，先生毫不客气地回敬说：“不写！你们写，你们怎么写我都承认。”1955到1966，那十一年牢狱的一天又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四千个日日夜夜啊，再从1966到1979，又是漫漫13年，其间的苦难和屈辱外人恐难以想象。尽管他坚韧地支撑下来了，没有像胡风那样在莫名的恐惧中失常，也没有像路翎那样在无尽的折磨中崩溃，甚至没有写过一张“认罪书”(自然也没有写过一篇献媚性的文章)，他说，我反对什么“戴罪立功”，我没有罪，立什么功？然而，那灾难造成的伤害和屈辱毕竟太残酷太长久，有的恐怕已经成为潜意识，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梦呓（半夜“鬼叫”），那么多的忧虑，甚至有那么多的惊恐和疑惧：院子里是不是还有人在“监视”他？文章没有及时发表，是不是又“闯祸”了？他的这种情绪状态完全可以理解，要知道，甚至在他所谓“平反”之后的一个时期里，他仍然是所谓“内控”对象，讲两件事即可证明：一是他能够再次走上讲坛，不仅惊动了中央有关部门，而且惊动了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正是胡耀邦一句“怎么不能教书？”才有了后来人们赞扬的所谓“奠定”了什么“学科”之类的功勋业绩。二是那年他应邀去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尽管北京方面非常热情，电话电报不断，但是“组织”仍然给他派了一个共产党员讲师“陪同”。几年后，这位终于觉醒的老师向先生忏悔，讲出了这段短暂的“克格勃”历史，先生非但未予计较，后来还成了朋友。但是这样的“故事”难道不是再次的侮辱和伤害？是的，坎坷的生命历程让他看透了专制统治者的残暴、虚伪和奸诈，也看透了一些没人性家伙的嘴脸，二十多年专政的滋味他太熟悉了也太知道厉害了，他无力与之抗争，于是他总是忧心忡忡如履薄冰。他讲过这样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访问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袁和祥（袁世凯孙子、美藉华人）说，你还没到，不少报纸已来打听贾植芳何时到港……我一听，麻烦了，我是来搞学术的，别弄出什么事来。于是我就躲在学校专家楼上看书看杂志，很少出门。先生决不是胆小怕事，几年后先生到台湾参加百年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那里的媒体就大肆宣传，称他“风骨傲人”、“明灯不灭”、“风靡台北”等等，有人还想借他的“历史”做点文章，先生极为沉静地对他们说：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就是道德人格，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活了八十岁了，能在回
顾往事时觉得并未糟蹋人生，这就够了。他不愿意卷入政治上的是是非非，他心里清楚，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甚至在他居住的院子里，所以他说过，这个人死了，我连花圈也不送。

   先生越是步入晚年，他心头的阴影越显浓重，以至他看到诸如穿黑衣警察、监狱铁栅栏、手铐和脚镣的照片，竟会悄悄收藏起来。我敢肯定，那一定是触动了他心底那个柔软又脆弱的心结。他甚至对于颜色也有了一种特别的敏感，前些年，他哥哥送他一件红色外套，他说，我是不会穿的。看到晚年先生的这种状态，我总想不要再让他有任何刺激，可他依然对《寻找林昭的灵魂》《夹边沟纪事》《中国文字狱》乃至《窃听风暴》等充满了兴趣，不断地询问这方面的最新信息。过了83岁，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活过毛主席了，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态？1997年后任敏得病以至成了植物人，可他每天都要到爱妻病榻边，抚摩着她的脸面，拉着她的手，同她说说话，他肯定地说，老伴听得到，她的手指活动了，她的眼泪出来了……后来，爱妻走了，他说半边天塌了，他再没人可以倾诉，每当夜深人静，他只有跟自己说话，于是他不停地记日记，写得比以前更多，直到生命结束前六天，他还没有放下那支笔。读读他在爱妻去世第二天（当天未写）的日记，或许我们就不难理解先生那孤寂和无奈的内心了：

   她远行了，走向另一个世界——她会一步三回头地在另一个世界的大道上踽踽独行，形单影只，所以昨夜全家每个居室大小灯光通宵明亮——为我亲爱的敏照路，也许她仍在我们这个院子里徘徊，望着眼前的旧居怅惘、落泪……我亲爱的妻子，敏，您慢慢走，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团聚，就像您活着的时候，我们到处流浪，在颠簸不平的羊肠小道上携手一脚高一脚低地前行……我相信在那另一个世界里，我们凭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劳动，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家庭不会像您生前那样，一再受到政治暴力的摧毁和抢劫，这种有中国历史特色的生活悲剧。

   短短二三百字，“另一个世界”就出现了四次，或许那是对“这一个世界”的控诉和不平，或许也是一种对现存生活的厌倦和无奈？先生的日记不是流水账，那是他的眼睛他的心灵，他真实的自我。几十年间连续不断的几百万言日记，是先生留下的最宝贵的生命遗产，它记录了一个夜不成寐守望良知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苦闷，快乐和忧伤，同时也折射了我们这个社会从专制走向开放的阵痛和艰辛，他说过，我对官方从来没有一点幻想，对官位从来没有一丝期待，那是可以留给历史作为见证的。我相信，十年二十年之后，如果有人能读到那不删节的日记，一定会像我们几年前读到普列汉诺夫的遗言、纪德和罗曼罗兰的日记一样，让我们惊喜和感叹。

   先生说他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我以为这话不仅是指他狱里狱外经受的屈辱和苦难，更是指他内心的孤独苦闷无奈压抑和愤懑，他感恩上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独立自由的人格显示了他的高贵和坚贞，但是，他和西方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他决不会在“晚霞中将一切抛弃”，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他依然对现实生活的热点充满浓厚兴趣，对个体生命的忧戚充满了人文关怀，他喝咖啡，他下馆子，他逛书店，但是他决不也从不忘记做人的本义，今天，如果要把他纳人主流意识形态来赞美他歌颂他，我以为不如忘记他。但是，我相信，历史一定不会忘记他——在喧嚣和浮躁的社会里，还有一个把人字写得那样端正的活到九十二岁的老头！

   20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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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柳村]转自 曾经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