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贾植芳：一个达观的苦闷者

（孙正荃）

   2008年春天的脚步刚踏上这块土地，先生就走了，那是四月二十六日的傍晚，我守在他身边，目光在他和枕边仪表间无数次地飞速游移，先生的呼吸越来越弱，心跳忽高忽低，血压一点点下降，无论是升高（血压）药还是强心剂，在六时四十五分那个刹那全都没有了意义。我平生第一次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慢慢地逝去，揪心、无奈，突然，我象疯子一样大叫了一声：先生，你活得真是一个人啊！我想，当时周围那么多人一定感到了我的唐突，可我脑海已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先生是去年12月住进医院的，没几天，那本刚刚出版的《历史背影》的样书到了，我十八日去探望时，先生一见面就急着让她内侄女桂芙“取书”，然后艰难地坐起来，在扉页上题签：“孙正荃先生存念 贾植芳 2007年12月上海”。字迹虽显潦草却依然苍劲，这回还特地加了五个字：时年92岁。这是先生二十年来送给我的第二十本书，而且几乎都是书刚寄到，便递到了我手里，而且几乎每回都有一句“拿去玩玩”，可这回没说，这回说的是“等我好一点就回去，还是家里好。”我说，对，到时我来接你。先生的情况一直比较稳定，到四月中旬，他还是每天手不离书，夜里照例要写日记，有几天还写得很长，一天，谢蔚明夫人来，（谢是先生一辈子的患难好友，已住院多日且已几次危重），告辞时，先生说：“回去告诉老谢，世界这么可爱，走了实在可惜。”人生无常，怎么转眼先生自己也就这么走了呢，只把一个巨大的背影留给后人，想到此，我立时挽了一联：先生背影远去，后学愤然前行。

   何以要用这个“愤”字？

   我是1987年夏天同先生相识的。那天，我们一帮编写教材的老师准备拍个照留个念，大家住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一幢曾是陈望道先生住过的小楼上，这里林木葱茏，绿荫如盖，幽谧而雅致，决定就在此地取景，在请蒋孔阳先生时，巧遇贾老，他穿着一件粗布上衣，皱巴巴的，听说请他一起照相，啥话没问抬腿就走，那年他已七十一岁，脚步仍是那样矫健，师母连声喊他换套衣服，他却早已同簇拥他的人说着一口山西土话，朝林阴深处走去，那潇洒自如和随意大方的举止，让人感到他已经完全进入了自由境界。从此我就走近这位自称“洪宪生人”的“秦坑余人”，我们一起神聊一起叹息一起愤怒又一起开怀大笑，我虽比他小二十来岁，但用先生的话说，因为我“也经受过许多磨难和坎坷，所以我们一见如故”（拙著《艺术的失落》序）。我几乎每隔一两周就会去他那里瞎吹，有段时间，为了帮先生整理点东西，曾集中聊了十四次长达三十多个钟头。我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走进先生心灵深处，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先生心里实在积聚了太多的孤独和苦闷，确实，就像许多朋友了解的，先生性格开朗率直，说话诙谐幽默，平淡中时见异趣，但是他达观背后也确有不少无奈，他无力抵抗思想暴政，唯一属于自己的那座堡垒便只是自嘲和叹息了。西方有位诗人这样写道：已是黄昏/人消融于晚霞/于是他把一切抛弃。先生不是这样，作为“喝鲁迅奶长大”的中国学人，他更入世，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他依然对现实中的热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对个体生命的忧戚充满了人文关怀，从《冰点》被封杀到一次次的****，从章诒和的愤懑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她拍案而起，先生不出门而知天下事，心情那么热切姿态那么鲜明，联系到自己的人生经历，就使他内心不能不同时充满了深深的苦闷和烦恼。

   说几件印象较深的事吧。

   2004年，晓风写了一本新书：《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请“贾叔叔”作序。先生在序文里写到了一件“书里有意回避”的事，大致是这样的：胡风晚年曾一度恢复了健康，有说有笑，可是没多久再次相见，却神情呆滞，一言不发，象是受了什么大的刺激。问晓风，只说有位诗人官员去探望时，曾向他提出狱中被迫承认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是冤枉的，能否澄清一下。这位官员一口拒绝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当年无论是梅志还是晓风，心理上依旧没有摆脱恐怖的阴影，所以没有向他透露。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贺敬之。这篇序文后来发表在《随笔》2004 年第四期。不久，贺敬之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出版局再转《随笔》杂志去信，说贾先生的文章把他和胡风的关系和他对胡风平反的态度“作了与事实不相符的叙述和不恰当的抨击”，并“要求你们理应做到地将来函照登”。随即，时任主编的杜渐坤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们将按作者要求将来信发于“今年第六期”，信里还说：“我对此事实情一无所知，无权置喙，且我们只是编者，更无权更改有关史实。”那天我刚好在贾老家，先生说，他已回了一信，我看到信里好几处都有这样的话：“我老了，已经没有精力像年轻人那样去对‘道听途说’的信息追根究底”，“我老了，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已经不多了”，但是，先生的态度毫不含糊：“与我们有关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不说，恐怕就永远没有澄清的一天。我决心在那个文章中说出我所知道的事情，正是因为存了这样一份历史责任感在心里。”我问先生，既然你“希望事情的真相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为什么要承认“道听途说”而不坚持？他摇摇头，再什么也没说。这时，我卤莽地问桂芙，是晓风告诉先生的吗？她说是的。我们马上接通了晓风电话，再次询问，那头的回答非常肯定：是的，是这样的，没错，我弟弟当时也在。于是，我再次希望先生做些修改，先生却说，（为晓风）更不能了。就这样。这样很好。我已经表达清楚了。我在底层，他在高层。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在2004年第六期《随笔》上同时读到三封讲同一件事情的信，我相信明眼人心里应该已经“水落石出”了。

   另一件事情同我有点关系。我大约写了十多篇关于先生的文章，其中多数是有关先生的“故事”。有篇发表在香港《文汇报》的《贾植芳的新故事》，是唯一一篇未被删削的，一则叫《无巧不成书》的故事说的是1955年5月的一天，先生先被送到上海高教局，在同局长一番唇枪舌剑之后，一声“贾植芳”（开始称“贾先生”）之后是斩钉截铁的八个字： “停职检查，交代问题”，不一会儿，早已守侯的公安便衣就亮出了手铐。未曾想到的是35年后的一天，先生被邀主持一次座谈会，是为一本武侠小说，文化界头面人物来了不少，他正有点纳闷，一位年轻人朝他走来，毕恭毕敬弯腰表示“感激不尽”，有人悄悄给他介绍，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局长的公子，于是先生“便生出不少感慨”。未曾料到的是“故事”发表后，有位在上海学界颇有身份的人打电话给先生，希望他“不要再写那种东西了”。问何其意？原来公子告了他的状了。先生不解地说，我讲的完全是事实，也没对他父亲有半句不敬呀；再说，当时我还给他捧场了呢。最后先生说了句：不管它。记得在此前后，类似的事情还多次发生，本人也曾被人关心地劝告：“贾先生讲的，你不能全相信。”“他讲到的人不在了，后人还在嘛（意思是别生出些是非）。”我再次查询、求证，发现先生讲的确是事实，我想，我起码应该学学先生，有点做人的骨气吧。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先生写的东西以及写先生的东西总会受到特别的关照，毫不夸张地说，几乎难觅“全本”。他的代表作《狱里狱外》或许是“漏网之鱼”（尽管已经是“洁本”），不久有人告诉他，书店里不见踪影，先生以为遭禁，专门去书店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卖完了”，这让他欣慰，可是那套书里的其它几本都加印了，独独没有他的份，他不免又深感郁闷，要知道，这可是他最看重的一本书啊。几年后，有人为他在香港找到一家出版社，先生决定出 “增补本”，书出来了，从香港回来的朋友带给他几册，他想自己买一些，却无法投递；从海外寄来的一些书刊，也每每收到一纸“通知”，规定必须开具“证明” 去有关部门“办理”云云。先生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又没说清那个单位在什么地方，怎么去取？只好拉倒。上面提及的先生最后那本《历史背影》是他对一些友人的回忆，全部已经公开发表。可是，那天他把刚刚送到病房的样书赠给我时，大大地吸了口气后，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又删了不少。然后便一一翻给我看，说毛主席逝世是“红太阳落了”，删了，连另一个友人引用的一句话：“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也莫名其妙地没有了……我再次感觉到了老人的无奈和凄沧。而这种体验，几乎写过先生文章的人都有，有些修改还过得去，有些则匪夷所思，令人啼笑皆非，也举一例：去年12月，京城一家刊物发表了我的《贾植芳：一个特别清醒的倔老头》，其中写到我夸先生身体不错时，他有句话：“感谢毛主席！”岂料被改成了“是劳动锻炼的结果。”这还是那个大家知道的贾植芳吗？可是类似这样的 “修改”可谓无书不有无文不见，先生问及这些事情时，有人总会开玩笑地说，人家也得吃饭啊。先生也会收到一些相熟的报刊朋友的来信，向先生“致歉”，请先生“原谅”。

   其实，先生是非常大度的，虽然每本书里都有那么几粒烂花生，但那盘香喷喷的花生，则是他晚年最大的期盼，每册新书问世给他带来的快乐，荣誉和奖章都不能替代，而给朋友们赠书时那种心无旁骛埋头题签的镜头，我相信更会让所有有幸得到赠书的人永志不忘。所以，当他付出巨大劳动之后如果了无音讯，如果被检查部门十分客气地“保存”，一年两年三年，先生那种急噪甚至愤懑往往难以抑制，可是，他除了叫人不断地给编者打打电话之外（晚年他已失聪），八九十岁的老人还能做什么呢？先生的晚年生活，唯一欣慰的是那个叫张响的侄重孙儿，我一直认为这是上苍在他失去爱妻之后馈赠给他的一份后礼，孩子给他带来的快乐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先生作为一个曾专攻社会学的留学生，自称是摸爬滚打过来的“社会中人”，是个有追求有向往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心底里挥之不去的是民族和民生的命运，是社会，是人生，是人的权利，人的自由和平等，他常常会在半夜喃喃自语，有时甚至会高声骂人，而自己全然不知；几次大病，也不止一次发生过类似的事，虽然无法听清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是几个不连贯的单词依然可以大体猜测他压抑的内心。先生去世后，无意中发现了他精心裁留的报纸上一张足有八寸大的照片：一袭黑衣的四个警察押着一男一女两个犯人，戴着手铐，穿过一排排铁窗……其实这是电影《凤凰》里的一个镜头，但是，先生显然想到了别的什么……

   先生从1936年就写日记，到1955年戛然而止，他一直惦念着那些日记的下落；“从鬼变成人”之后，他又重新每天写日记，直到2008年四月去世前六天。那是上千万字的真实记录啊！在最后的日记里，他想的最多的正是自己坎坷的一生，想到那几十本至今渺无踪影的日记竟成了“罪行”，想到自己为之奋斗的 “新中国”竟让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现在想来，我仿佛觉得他是在向自己告别，向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告别，他心里该有多少想说的话啊，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他何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竟向一位远道而来的媒体记者说出了藏在心底半个多世纪的那个“秘密”，即关于当年中央高层一位领导如何为胡风案而被领袖罢黜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尽管早已听他多次讲过，但他同时也多次表示不要“公开”。是的，谁都说他骨头硬，他四次坐牢，几十场批斗，但他没一次招供，未留一字检讨，可谁又能解释他晚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疑虑、惊恐甚至恐惧，为什么每次都要关照别与“外人”道，别给“外人”看？为什么他的文章或著作发出去没了音讯便会生出各种奇思怪想，为什么他总会噩梦缠身，为什么他的“警惕性”高到有时会变成一种莫名的担忧，弄得心神不宁？

   先生的人生经历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而受尽折磨与屈辱的代表，他的一生是一本书，他的一生又是给我们上的一堂课，现在，先生已经远去，他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巨大的背影，我们只有用自己的心去思考，但愿我们的灵魂象先生一样从此站立，活得像个人。

   2008年5月6日于上海
   五柳村2008年5月8日收到

   [五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