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代书《中国之命运》”一说新解

（李杨）　　

       在史学界，人们往往一提起1943年出版的、当年影响极大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就有是由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前北大教授陶希圣捉刀代笔的定论。

　　专门考证过蒋氏王朝的李敖就说过：“所谓蒋介石‘可以说是著述等身'，其实都是他的文学侍从们捉刀的。蒋的文学侍从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陈布雷，一个是陶希圣……蒋介石每写专书，就有文学侍从代笔。”1台湾的学人如此说。

　　在大陆，或者说在中共历史上，最早将《中国之命运》一书和陶希圣名字联在一起批判的是毛泽东。1943年7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批判《中国之命运》的第一篇文章,这篇署名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文章开头一段，是毛泽东亲笔所加，毛泽东写道: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2

　　这种“毛泽东笔法”，颇为犀利，一开始便点出陶希圣和《中国之命运》相关联一事，再以陶希圣曾经跟随过汪精卫的身份来贬低《中国之命运》。中共批判最得力者陈伯达说：“在蒋介石出版了实际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后不久，延安也有了这本书。”3此后，在中共党史的叙述中，陶希圣代笔《中国之命运》遂成定论。

　　一般说来，领袖人物的著述或多或少由御用文人代笔是常见之事，毛泽东后来针对《中国之命运》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文，大部分也由政治秘书陈伯达执笔。4但是，笔者认为“陶希圣代笔《中国之命运》”说法之所以不准确，是因为该书的撰写过程中，蒋介石的参与程度被大大忽略，这是因为：一，《中国之命运》撰写内情鲜为人知。二，蒋介石当时仍是国民政府领袖，中共的批判锋芒大都指向陶希圣，后人也就将论就论地沿用下来。

　　下面，笔者按照当事人陶希圣的回忆，并参照蒋介石日记和相关的历史文献，本着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态度，尽可能将当年的细节疏理还原：

　　1942年10月10日双十节庆典后，蒋介石决意出版一本著述，指定陶希圣担任搜辑资料，整理文稿的工作。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组长的陶希圣说：“十月十日，蒋委员长于重庆夫子祠庆祝国庆会场宣布英美放弃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并发表文告。会后委员长找我去，要我写本书……我就接了下来。”5

　　11月，陶希圣按蒋介石口授内容整理了近3万字初稿交了上去。接着，“蒋委员长为了草拟与修改文稿，在黄山潜心工作将近五十天之久”，6蒋介石在黄山官邸每修改书稿一遍，就传陶希圣前来取回整理和校定，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次年1月。陶希圣对这段频频来回往返的“苦差事”的每个细节记忆犹新：

　　委员长到黄山，我就到南岸南方印书馆去等，那儿有军用电话可通。忽一个电话来，说稿子来了，要我到差船码头去等。我就去了。……有一次我到码头对管理员说：“我是侍从室第五组组长，有公事要过江。”他看着我，不认识。当时船在对岸，他就打电话过江，说：“有一位组长要差船，开过来。”后来，我又去了，他就打电话说：“上次来的那个组长又来了。”我心想，这话可不太好，你这个组长怎么用差船呢？这一天，我在南岸，黄山来电话，通知我先到差船码头等，公文立刻送下来。我到码头后，不与管理员说，就坐在那儿等。一会儿，黄山下来一辆摩托车，来人下车向我敬礼，并将公文双手送给我，那管理员见了马上打电话，说：“开船了，开船了！”这次实在痛快极了。这期间，我住在美专校街，陈布雷因病赴成都休养，我就乘布雷汽车去上清寺官邸。有时刚回住处，又来一通电话要我再去。7

　　有人说蒋介石为一介武夫，不善笔墨，这是以讹传讹。据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的说法，蒋介石一向很欣赏自己的文笔，喜改他人文稿或代笔。如当年龙云指责汪精卫叛国投敌，劝汪“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一函，就是蒋介石代龙云起草。而吴稚晖《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一文实为吴稚晖和蒋介石的共同作品，蒋介石在1939年4月11日的日记写道：“上午，手拟驳斥汪文，修改稚老最后一段”，“甚感痛快，因之心神兴奋，几不成寐。”8

　　同样，蒋介石在曾补修改《中国之命运》文稿时也有类似的得意心情：“本日增部文稿指斥共产党为变相军阀与新式封建一段时，诚精思入神。此文如非自撰，恐任何人不能深入此境也。9当年从军的黄仁宇说，蒋介石为“表示文责自负，数月之后他再写出：‘《中国之命运》出版以来，最反响者一为英国，一为中共。此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10

　　陶希圣说：“（蒋）在黄山官邸，以四十多天的工夫，再三再四改稿，每一章每一节的命意与行文，经过七八次乃至十余次的修订与增删，方才定稿。”11直到一天晚上，“委员长问我说：‘现在可以不改了吧！’我心想，这下可好，回说：‘大概可以不改了。’委员长遂交代我定稿。”此时，陶希圣草就的不到3万字初稿，“经过了蒋委员长将近二十次修改之后，全稿已在十万字以上”，全书修订后，书名请沈尹默先生题，“蒋中正”三个字则请蒋介石本人写。12

　　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之命运》一书，陶希圣根据蒋介石口述内容起草的篇幅占不到全书三分之一，蒋介石修改、增补部分占三分之二有多。所以当年陶希圣自己也只是如此陈述：他只负责《中国之命运》的中文原稿的整理、校订，及排印、校对工作。13这些工作属于辅助性质。

　　《中国之命运》一书体现了蒋介石的政治和哲学思想，蒋为此感到满意甚至自豪。因此，当书稿分发国民党中央及政府负责人士研讨并签注意见时，蒋介石面对100多份意见书的态度是：枝节可改、核心部分不可更改。对此，负责收辑意见的陶希圣说：

　　二百册分发出去后，共收回百余份意见，批评最多的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弊病。如王宠惠表示中国正与英美并肩作战，不宜于此刻批评不平等条约。……委员长说：“你们留学英美的，只晓得不能批评英美，但是如果不说出不平等条约的弊病，那我们打了几年仗才得的结果，岂有价值可言？同时也显不出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好处。”他们就不好再讲了。14

　　还有反对说：

　　《中国之命运》这一书名宜加修改。若改为《中国之前途》，或较为妥切。委员长认为这一书名唯一的根据就是国父所说“国家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这句话就是全书的宗旨所在。如其改变，将使全书的宗旨不明了。

　　另一条争议颇多并要求删改的是：

　　蒋委员长是国家的领袖，不必自居于一党的领袖。所以第七章（关于中国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章）应该删除。但是蒋委员长认为中国国民党乃是革命建国的党。没有中国国民党，即没有国民革命。没有国民革命，亦即没有当前的抗战与战后的建国事业。倘如中国国民党被挖空了，那就是国民革命失其依托，而国家亦唯有任人宰割之一条路了。15

　　对这类批评意见，蒋介石完全是不容置喙的态度。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蒋介石约集国民党负责人士的会餐上，有人不客气提出：“《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外间颇有批评。”蒋介石答道：“我发表了一本书，当然引起人们的批评。如果出书之后，没有反响，那书就失败了。”16蒋介石对书所持观点，仍然坚定不移，就连外国友人提意见，蒋的态度也如此。传教士毕范宇也是建议蒋介石删去第七章。他说：“外国友人都是希望委员长做全国的领袖，不做一党的领袖。” 坚持党国不分的蒋介石答道：“没有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抗战，就没有中华民国的国家”，17坚持不作改动。

　　因这本书，陶希圣没少遭攻击。刚从德国回来的蒋纬国听到传言纷纷，气冲冲赶来侍从室找陶希圣挑剔毛病，陶希圣只好将原稿拿出来对他说：“全部初稿完全经委员长改写，不见我的笔迹。”蒋纬国审视一遍方才罢休。18陶希圣心里百般滋味可想而知，他虽然没说什么，但他的长子陶泰来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委员长行伍出身，众所周知，故对其著述之事，咸表怀疑。实则此书之材料和意见，均出于其本人，父亲不过执笔编排而已。谣传纷纷，均谓非其所著，冤哉。”因此，当书准备正式出版时，陶希圣遂向蒋介石建议：“此书出版后，立即由中央通讯社发布新闻，述蒋委员长以四十多天的努力，撰述此书之经过”，但蒋介石不同意，陶只好作罢。19

　　当然，蒋介石之所以找陶希圣而不是陈布雷起草这本著述自有他的考虑，陶希圣嫡侄陶鼎来就说过：“蒋要他来写这本书，显然不是仅仅因为他会写文章，蒋下面会写文章的人很多。蒋要求于他，正是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上的研究成就，来补充蒋自己在理论上的不足。这是除陶希圣外，任何别人都做不到的。”20

　　只是陶希圣能有多大的发挥空间还不好说。从书的撰写过程看，陶希圣基本是按蒋介石的思路起草、整理和校对，整本书体现了蒋介石的思想。尽管陶希圣还说不上仅在蒋的思想框架内寻章摘句，但确实难有大的发挥余地。因此，这本党化著作与陶希圣以往开风气之先的经济社会史著述不同，了无气象之新，更无宏论阐发，无论是在政治学或是历史学，均无出色表现，它既像史论，又掺杂了一些哲学思想，正如费正清所言：“蒋介石的思想是来自许多方面的大混合：曾国藩为人处世应以道德目的来衡量的见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从日本、俄国、美国以及轴心国家方面来的影响，都被放进他那保守的民族主义框架之内。”21

　　张治中的这段评论比较中肯：“一般人认为此书充分流露钧座保守思想之所在，而钧座注意当时对国民教育之意义，未注意其可能引起之政治影响。”22思想驳杂而又含有强烈的排外性的农民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之命运》并没有受到当时知识阶层的重视。教授出身的陶希圣也深明这点，私下与友人说过：“明知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23这也是政治乱世文人从政的不得已。

　　尽管如此，《中国之命运》还是被国民党认为是继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是蒋介石政治哲学思想的一次系统阐述。虽然当时严重缺纸，但这本书第一次就印了20万本，到年底更是重印了200多次。《中国之命运》在学校和大学里很快就成了一本必读的书，全体军官、公务员以及中央政治训练学院的学生和国民党青年团成员都必须读这本书。《中央周刊》杂志还组织一次《中国之命运》读后感征文集，公开发表了300来篇文章。

　　综上所述，陶希圣对该书的起草和校定、整理起了重要作用，是部分书稿的起草者；在书的立意和观点上，蒋介石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内容上，蒋介石的增订、补充部分，远远超过初稿篇幅。在时间上，蒋介石花费的时间并不比陶少。说陶希圣代书《中国之命运》的观点至少是简单化，甚至是不准确的，如同我们说陈伯达代书《论联合政府》一样不妥。

　　作者：广州市社科院

　　注释：

　　1 李敖：《蒋介石手著了〈苏俄在中国〉吗？》，载《蒋介石研究》续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

　　2 陈伯达著：《评〈中国之命运〉》，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一九四五年版。

　　3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第二版，第70页。

　　4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第二版，第73页。

　　5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6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7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8 杨天石：《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对策》（下），刊于《南方都市报》“历史”版，2008年5月15日。

　　9 蒋介石1943年1月25日日记，参见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10 蒋介石1943年10月7日日记，参见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11 陶希圣著：《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点滴与潮流——陶希圣随笔》，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年6月1日再版，第204页。

　　12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3 陶希圣著：《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点滴与潮流——陶希圣随笔》，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年6月1日再版，第204页。

　　14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5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陶希圣随笔》，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年6月1日再版，第205页。

　　16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7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8 陶泰来1943年2月21日日记，见《陶希圣年表》。

　　19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0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1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236页。

　　22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408页。

　　23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原刊于《中国社会导刊》2008年7月（上）

     [学术中国]，2008-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