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如辉家人致中国最高法院的申诉信
（2007-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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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闻柝网注，08-12-01]
许如辉戏曲音乐维权案2007年元月在上海一审“败诉”，其家人强烈不满，怒斥荒唐，并于同年4月，向北京中国最高司法机关投递了四封挂号信，陈情冤案。这四封信，分别抵达（1）、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2）、中国最高检察院院长贾春旺。（3）、中国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室）副总理吴仪。（4）中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现网上公开其中之一——致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的信。
据被告之，所有信件将在六十天内转发地方。这样，上述申诉信均转致上海高院。但发信者从未收到任何处理消息，这批信入了八卦阵不成？全部石沉大海……。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肖扬：
副院长曹建明、姜兴长、沈德咏、万鄂湘、黄松有、苏泽林、奚晓明：
您们好！
事由：请求持续地关注、监督、修正、指导全国首例著名作曲家许如辉（戏曲音乐笔名“水辉”）的戏曲音乐维权案，维权不成，署名权反被上海市一中院剥夺的审理过程，以及我们已上诉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审理过程。
一审判决书1：（2005）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317号（中唱厂，汝金山侵权）
一审判决书2：（2005）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355号（扬子江，汝金山侵权）
我们的父亲许如辉（又名水辉，1910-1989），生前是一位作曲家。1920年代中期起，即开始从事歌曲、电影音乐（任职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民族交响乐的专业作曲，胡蝶、顾兰君是演唱许如辉电影歌曲的影星之一。抗战期间在重庆，父亲作了大量国家音乐建设工作。该时期的音乐创作，包括为当时国民政府作曲的《国家典礼乐章》，郭沫若的话剧《棠棣之花》，抗战电影《东亚之光》、音乐剧《木兰从军》等。1950年代起，经著名文艺界领导夏衍介绍，进入华东文化部戏曲改进处，作为音乐专家在上海从事戏曲音乐的改革和创作，主要是沪剧音乐作曲。1951-52年，在上海沪剧团任作曲，1952年底下放到勤艺沪剧团任作曲，前后写了80余部沪剧音乐（有大量历史史料为证），其中包括本次涉案侵权的《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龙风花烛》、《家》等。作品均创作于文革前，且已广为流传。
近年来，我们发现上海唱片公司和扬子江音像单位、个人等，对许如辉戏曲音乐作品侵权非常严重。总共已发现近60盘，经多次交涉无果，遂在2005年9，10月，对其中两起进行了维护许如辉署名权和其它相关著作权益的法律诉讼。
我们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供了两案涉嫌侵犯许如辉著作权的作曲书证，共54组，涵盖了原始说明书、广告、剧志、音响制品等，证明许如辉（水辉）是涉案作品的唯一音乐著作权人。具体书证有：
《上海沪剧志》（1999）；上世纪5，60年代的报纸广告，如 [上海新民晚报刊]、[解放日报]、[文汇报]、[新闻晚报]；5，60年代剧团对外公演发行的原始说明书；许如辉原单位的人事档案证明；1986年原勤艺沪剧团团长杨飞飞等出具的“许如辉系作曲”的证明；各个时期出版的音响产品署名；十年文革摧惨后残存的部分曲谱；收集到的1979年版《为奴隶的母亲》总谱，部分原剧音乐曲谱等。两案分别提交了20和34组证据。
然而，上海一中院两起初审判决书中，无视这些历史文件，历史定论,相反却完全剥夺了许如辉享有的历史上他所创作的音乐作品的署名权。这两个判决，不仅是对许如辉50-60年代创作成果的全面否定，更是全面颠倒了中国戏曲音乐发展史，抹杀了专业的新音乐工作者在上世纪5，60年代在戏曲音乐领域的重大贡献。许如辉这两起判例，已成了全国首例作曲家被否定作曲署名权的案例。案例对整个音乐界，戏曲界造成的影响很大，且难以估量。
我们认为，这两起判决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
1． 程序上，超越审判职权，“判非所诉”，将作品判给了证人，否定了历史结论。我们认为，证人的证言是自我矛盾和片面的.从法律上来说,不应该判給案外人[即证人].即使如此，也根本不影响两案被告侵权的成立和作曲家许如辉历史上既有的署名权。
2． 实体上，在没有任何具同等效力的实质性证据情况下，不该将一部戏完整的戏曲音乐强行割裂，这是法官事实认识上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是法官对中国戏曲发展史，对戏曲音乐史，对戏曲音乐专业的无知导致的。强行割裂的后果，是人为的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新音乐工作者和专业作曲参与戏曲音乐领域的作用、价值、贡献和他们的历史地位.
虽然上海一审法院的判决错误地颠覆了历史定论，但是在法理上、事理上、历史的发展观，对戏曲音乐专业性的认知，均表现出无知。判决的依据是口上说说，实质性的证据根本没有。两案判决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将很深远，负面影响造成的后果将很荒谬。
判决书产生的负面影响有：
之一： 这次审判涉及到著名演员杨飞飞，她是被告方的证人，仅仅提供证言而已，但法官据此就判决否定了历史上许如辉原有作曲者的署名权，而把署名权判给了她和根本没有到庭的已故琴师。平常老百姓也知道“口说无凭”，但是法官却用证言来否定历史上的书证，否定历史结论，对许如辉完整戏曲音乐强行分割，最后“唱腔、伴奏、大合唱、场景音乐”所有创作成果，全部被夺走。这不是办案粗糙可以解释的，判决书完全违背了司法判决的公正与严谨，事实认定错误，法律依据全无。我们尊重证人杨飞飞，作为一位演员，不否认她的艺术成就，但仅就她作为演员身份的局限性（演唱和表演范畴）而言，她的陈述是不客观、不符合历史事实，不符合当时的艺术创作规律，因而也是不可信的。况且她并不识谱.法官不能仅凭名人的几句证言就轻率地否定历史定论，否定专业作曲。而且一审法院对一部戏曲音乐作品强行分割，导致完全否定了作曲的专业工作的判决后果,说明缺乏专业音乐鉴定的判决本身就不具备专业权威性，科学性，准确性和可行性，从而损害了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和可信性。即便是戏曲音乐专业学术领域，至今也从无缺乏史料佐证推倒历史的专断先例，更何况是司法判决。故许如辉两案的判决，实在影响太负面。
之二;判决书对中国戏曲界的发展历史，对许如辉的历史，对各种已出版的史书，采取了为特定的判决结果择而用之，大量的错误充斥着判决书，完全失去了判案应有的事实客观性和法律依据。让人不得不起疑窦，这样的判决书符合中国司法制度规定吗？接到这样的判决书，文化水平差些的人无法及时上诉，真要成为冤案错案的受害者了，影响太负面了。
之三，个别法官反常判决，明显违背司法常识。超出常理的判决背后，是否隐藏了未能公开的（种种迹象已显示）一些现象？从而损害国家的司法公义、司法公正和司法尊严。这让任何人都无法容忍。
此外，判决书不合常理之处还有，毫无根据地拔高了演员的作用，否定了作曲的专业贡献。现在在一台戏中演出的除了主角外，推而广之，全部的演员：男角，女角，或主角，配角，或A角，B角，甚至跑龙套的，只要开口唱的，均可声称自己是“设计唱腔的”，从而否定作曲。试想，一台台流传几十年的优秀剧目，当年音乐创作时，能是如此乌合之众似的乱哄哄吗？没有专业作曲，这样的模式能上大舞台演出吗？连基本的艺术创作规律都不顾了，这不是很荒谬吗？
因此，重温和深入了解戏曲音乐史很重要，尊重专业作曲，遵循创作规律、尊重新音乐工作者对戏曲音乐发展的历史贡献（一个演员、一个琴师从乡间、民间的口头吟唱，发展到作曲介入，定腔定谱的实行，戏曲成为大城市、大舞台的专业艺术高层次的艺术享受），也很重要。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轻率地否定专业、改变历史结论，是在制造混乱，开历史倒车，和中央提出的和谐精神完全相违背。
同时, 许如辉署名权被否定案，已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媒体也纷纷报道。在海外，特别在台湾，关心许如辉的旧友和各方面也都在密切地观望、注视着这个案件和整个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上海是大城市，这不错。但这座大城市里从已经揭示出来的一些众所周知，和一些继续将揭示出的损害国家利益的现象来看，不得不让人警惕司法尊严可能受到的破坏，从而产生社会影响极坏的后果。
鉴于原本事实非常清楚的许如辉“被侵权”案件，被上海一审法院搞得非常复杂而错判，让人至今难以理喻。
为此，我们已对一审判决的错误认定，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要求改判。
有鉴于此，我们请求：
基于本案的未有先例性，本案涉及的特殊专业性（本案一审法官均非音乐专业等相关领域的专家），我们希望各位院长能持续地监督、指导、及时地修正、必要时帮助，适时地介入这两起新中国史无前例的上诉案件的全过程，以避免不当判决给中国历史和当事人许如辉造成新的冤，假，错案。
[ 附：317号、355号判决书和上诉书，共四份]
期待您们的关注和回音。
此致
敬礼 ！
作曲家许如辉儿女代表：
许文霆（加拿大多伦多, 执笔）
许文霞（加拿大多伦多）
（通讯地址略)
公元2007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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