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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如辉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四日）
（许如辉，又名水辉，中国民族乐派音乐家，1910-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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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我们音乐、戏剧界的老同志，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从事音乐工作五十多年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的老前辈，农工民主党党员，许如辉同志。
许如辉同志是浙江省嵊县人，一九一零年七月十一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店员家庭。幼年时过着半流浪的生活。
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如辉同志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音乐事业，奉献给了沪剧事业，以后又奉献给了我们群众文化事业。
他是我们的老前辈，在几十年的文艺工作中，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在指导我们开展群众文化工作上，他又是我们的老师，因而受到了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逝世是我们的损失。
许如辉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音乐。早在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间，许如辉同志就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担任音乐作曲，作品有《兄弟行》、《桃李争艳》、《钗头凤》、《十步芳草》等。他还和革命作曲家聂耳、任光等一起合作写过歌曲，如有《有饭大家吃》、《大家不要饭》等，以后加入了明星影片公司，并为部分影片写过曲子。以后明星公司扩大，设立分厂，贺绿汀同志也加入明星公司，水辉同志和贺老合作得很好。后因战事影响，明星公司中断，在这段时间里，水辉同志从事实中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故十分痛恨国民党，特别痛恨国民党军队。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期间，水辉同志离开上海，转汉口到了重庆，在重庆他以满腔爱国热忱，编写了《还我河山》的歌剧，当时重庆没有机会演出，就带到了成都演出，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好评。
后来又为筹备《大同乐会》东奔西走，做了很多工作。乐会成立后，水辉同志为发展民族音乐，探讨以戏剧形式来配合中国音乐的发展，因此编写了《木兰从军》乐剧，在没有演员的情况下，水辉同志又不辞辛苦，想方设法物色演员，在他的努力下，《木兰从军》终于登上了舞台，演出是成功的，轰动了山城。
抗战胜利后，在欢送毛主席回延安的一个晚会上，水辉同志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并和毛主席握手，谈过话。这一幸福会见给水辉同志以莫大鼓舞，他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真正的大救星，而毛主席又是我们的大恩人。对比之下，国民党是民族的祸根，而蒋介石又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他在一九五八年回忆这段会见历史时表示：“……我下了决心，要在今后的二十多个年头里，做一些对党对国家有益的事，为全体劳动人民做一些事，决不变心。” 二十多年来，水辉同志确实与党同心同德，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他这种表里一致，说到做到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当时在上海，生活、工作都很困难，特别是没有住处，他在这三——四年中吃尽了苦。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毛主席指挥下，百万雄师过了长江，上海解放了，水辉同志和上海人民一样，从此见到了太阳。他本人也从此时起，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担任过漕河泾教养院音乐教师，华东越剧院音乐教员，作品有《借红灯》，后由夏衍、陈白尘介绍进了华东文化部戏改处任科员，具体从事戏曲改进工作。以后又调入上海人民沪剧团。在沪剧团期间曾写过《白毛女》、《凯歌迎繁荣》、《粉碎糖衣弹》等曲子。一九五三年一月又进入了勤艺沪剧团任作曲工作。水辉同志进入沪剧界后，他十分勤奋好学，很快就掌握了沪剧的发展规律。在当时虽然剧团的条件还比较差，生活还较艰苦，但水辉同志始终充满信心，看到了沪剧事业的未来前途是光明的。就这样他在勤艺剧团整整工作了十三年，后因文革开始，剧团解散。
在勤艺的这十三年中，他为沪剧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先后为《结婚》、《红色的种子》、《小女婿》、《两代人》、《为奴隶的母亲》等本子谱写过曲子，做了许多实事。同时，水辉同志还兼职：春光、合作、少壮等越剧团，大公、蜜蜂滑稽剧团，爱华、长江、努力、艺华等沪剧团工作。
一九七一年调到我们宝山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和同志们实际相处时间不长，但老许同志那种和蔼可亲、平等待人，帮助同志，为群众文化工作今后怎么搞，出了许多点子，想了许多办法，是我们馆里受人尊敬的一位老同志。
今天我们悼念许如辉同志，还要学习他那种对音乐、戏曲、群众文化事业的无限热心和热爱。即使在家养病期间，他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积极投笔回忆，书写文史资料。要求有关组织积极抢救和挖掘民族音乐等有关资料。特别在身患癌症，卧床不起的情况下，还积极提供情况，体现了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老同志，对文化事业的高度的负责精神。
许如辉同志的一生经历是坎坷的，但他对家属，子女，总是谆谆教导，严格要求，深受同志们的好评。
许如辉同志的逝世，是我们文化系统的一个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事、老长辈，我们要花悲痛为力量，为把我县精神文明搞上去而同心同德，努力奋斗！
许如辉同志，安息吧！
一九八七. 一.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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