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文心在

（朱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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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读香港作家董桥的文章《春台遗韵》（《开卷》2008年7期），此文系他读台湾友人彭歌的长文《春台旧友》的随感，其中有这样的相关介绍：“两万多字的《春台旧友》刊在去年三月的《文讯》上，写周弃子，写吴鲁芹，写聂华苓，淡彩点染也点了林海音点了郭嗣汾点了他们那一代‘春台小集’的许多作家。彭歌说那是个很小的文友集团，诗人周弃子有一首诗写他们的聚会用‘春台小集’四个字描绘春天台北的第一次雅集，又好听又切题。”《文讯》是台湾的刊物，我自然无缘读到这样的佳作，但恰好读到聂华苓的《三生影像》，其中也有关于“春台小集”的几许叙述，在她的文章《郭衣洞和柏杨，1984》中，写到后来成名为柏杨的郭衣洞，也曾是“春台小集”的一员，由此我才稍稍地了解了关于“春台小集”的一些渊源，“台湾50年代的文化沙漠的确寂寞，为《自由中国》写稿的文艺作者，有时聚在一起，喝咖啡，聊聊天。后来周弃子发起，干脆每月聚会一次，轮流召集，称为‘春台小集’。每月在便宜的小餐馆，或在某个朋友家里聚会。……。1960年，《自由中国》被封，雷震被捕，‘春台小集’也就风流云散了。”

　　原来，这“春台小集”与台湾名震一时的《自由中国》杂志有着直接的因缘，其成员大都是该杂志文艺栏目的作者。而《自由中国》杂志的文艺编辑也正是聂华苓，在《三生影像》中，聂华苓回忆《自由中国》创办人雷震的文章《雷青天》中就写到，1949年她刚到台北，生活拮据，经朋友介绍到刚创办的杂志去当管理稿件的工作人员，后来因为她写文艺作品被雷震先生读到了，改为文艺编辑，又因为写得很好，终于成为《自由中国》的编委成员。尽管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遇，但却因此而改变了聂华苓的一生。《自由中国》是一个政论性的刊物，文艺栏目只是一个类似于点缀性的东西，但聂华苓却将这块不大的园地耕耘地有声有色，团结了一大批有抱负的中青年作家。在《绿岛小夜曲》中，她写创办人雷震为了刊物的生存，将台北市的房产卖掉，在郊区的乡下另买房子，而那乡下的居所却成为作家朋友们欢聚的好地方，聂华苓记忆中的作家就有吴鲁芹、琦君、林海音、何凡、朱西宁、周弃子、高阳、夏济安、郭依洞、潘人木、孟瑶、司马中原、段彩华等，我对照了一下“春台小集”的成员，大多正是这些人物。聂华苓说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欢乐时光”，而这些作家，后来也大多都成为扬名海内外的文学大家。

　　“春台小集”的发起是源于《自由中国》，而它的解散，也是终于《自由中国》。但这表象背后所隐藏的却是一个时代和一群文人真实的历史处境，对此，董桥有这样的议论，“现实政治的风雨一来，文化乡愁的灯火瞬间阑珊。聂华苓大姐的小说大气磅礴，一写到《自由中国》雷震案子的忆往文章，不平之灌满悲凉之笔，连写胡适都不是我这一代人旧识的适之先生了。那的确是疑弓疑蛇的岁月，蒋老先生干咳一声，全台湾吃川贝琵琶露，……”董桥先生的见解实在不凡，我读聂华苓的《三生影像》，其中关于她在台湾与《自由中国》的回忆往事，的确读来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她写雷震、殷海光、夏道平这些为争取台湾民主与自由的文胆，笔底流淌得都是纯净与热烈的文字，哀怨、无奈、悲凉，弥漫整篇文字，诸如写到雷震的赤子之心，几乎让人读之落泪：“1956年，蒋介石七秩大寿的日子，《自由中国》出版了祝寿专号，批评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轰动一时，一版再版，竟出了七版。引起国民党许多刊物的围剿。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

　　《自由中国》事件成为聂华苓人生的一个转折。在《三生影像》的序言中，她这样写到：“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聂华苓1925年出生在湖北，那是真正的乱世，她一出世就是乱云飞渡的军阀混战，随后紧跟着又是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几番艰难的流浪与逃亡，1949年她到了台湾。《三生影像》中，聂华苓写下了很多关于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记忆，这个不断经历家与国衰败的女子，“离乱中成长，忧患中阅世”，迎接着一个又一个人生的磨难。因为遇到雷震和《自由中国》，她也因此才最终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坐标，之前她只是被时代和政治牵引着前行，之后却是毅然地反抗与挣扎。《自由中国》事件之后，聂华苓经受了炼狱般的精神煎熬，《1960年9月4日》就记叙了这样的人生处境，一个个编辑同仁被逮捕，被监禁，被监视，那种等待灾难临头的气氛和心境读后至今仍有让人心惊肉跳的感受。直到她遇到了自己后来的丈夫PAUL，一位胸怀宽广的美国诗人。1964年，聂华苓接受这位美国诗人的邀请，参加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坊”计划，没想到，她留在了爱荷华，并与诗人一起创办了影响广泛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在这册《三生影像》中，直到读了有关爱荷华的这些篇章，我才看到了些明媚的东西，因为她的人生终于开启了新的航程，且朝向更为开阔的世界。

　　在爱荷华的国际写作计划中，聂华苓和她的丈夫PAUL共接待了一千多位作家的来访，其中中文作家就有一百多位，我细细浏览这一百多位中文作家的名单，他们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和其他海外地区，但都是将写作与自己人生的追求目标相统一的，而聂华苓所扮演的角色，在我读来，越来越有一种解放者的英雄形象，就像当年美国诗人PAUL向在孤岛中的她伸出援救的双手一样，把更多的作家从现实的或者精神的孤岛上解救出来，诸如她通过不断地努力，终于成功地将曾遭囹圄的台湾作家陈映真、柏杨从台湾邀请到爱荷华参加这一写作计划；而大陆作家中，在政治刚刚解冻后年代里，能够参加写作计划的就有萧乾、丁玲、吴祖光、王蒙、艾青、汪曾祺、刘宾雁、邵燕祥、北岛、徐迟，等等，还有一起前往的作家茹志娟和王安忆母女两人。在禁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大陆，这种作家的交流在当时就有一种从精神的孤岛中解放出来的感觉，聂华苓的不凡之处正在于此。她还在爱荷华成功地举办了“中国周末”活动，将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和海外的汉语作家和学者汇聚一堂，没有交锋，而是交流。最典型的就是作家王安忆，在这次美国之行结束后，思想受到了强烈的碰撞和冲击，写作风格随之大变，在《母女同在爱荷华》中，聂华苓这样写到王安忆的变化，王安忆和同去的台湾作家陈映真论辩，毫不客气地反驳陈对她的批评：“我首先必须找到我自己，才能把自己贡献出去！来美国对我冲击很大，但我是要回去的。我觉得有许多东西要写。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很幸运！”

　　那还是在1983年，我在书中看到了那位刚刚写出小说《本次列车终点》的女作家照片，她站在爱荷华聂华苓的鹿园小树林中，青涩、朴素、纯净，而如今，她已经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除了这一百多位中文作家，爱荷华还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其中包括获得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那时他还寂寂无名，在作家公寓里通宵写他的小说《白色城堡》。在一张拍摄于1985年的照片上，4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汇聚在一起，其中就有土耳其的作家帕慕克，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冯骥才和张贤亮。他们在爱荷华的写作、交流、研讨、聚会、旅行，以及举行各种形式的文学活动。最遗憾的当属后来成为捷克总统的剧作家哈维尔，1988年他接受邀请后不久，捷克就遭到了苏联的入侵，哈维尔由此转到了地下。我因此发现，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更多邀请的是那些来自非发达国家或者少众民族的作家，为这些真正追求写作的作家们提供更多交流和创造的机会，这让我又想到了当年聂华苓所参与的“春台小集”来。沧海桑田，白云苍狗，尽管世界发生了太多的改变，但对于时代与文学的探索，却永远不曾改变。无论是《自由中国》时代的“春台小集”，还是在爱荷华的“国际写作计划”，聂华苓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这也是她人生中最为动人和美丽的风景。

　　（聂华苓：《三生影像》，三联书店，2008年6月，49.00元。）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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