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谁写的？毫无疑问，史官们就是写历史的。就中国历史而言，史官们的历史著作构成了先秦文献的重要一支。最初巫、史是合一的，即巫师不仅主持占卜、沟通人神，而且负责保存官方的文献典籍。到了周代，才有了专门掌握文献典籍和记录统治者言论及国家重大事件的史官。《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也可能是不成文的规定罢，史官是不能随意撤换的。虽然史官们地位低下，司马迁就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但由于具有一定的如实记录历史事件的权力，加上又不能随意撤换，大凡稍有头脑的统治者都有所惧怕——怕给历史留下骂名。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著名的“齐太史”的故事：齐国的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令其改写不成，杀了齐太史。又叫其弟接着写，还是那句话。崔杼又杀其弟，叫三弟四弟来，还是一样，最后弄得崔杼也徒叹奈何。更“可怕”的是还有一个主动要来“送死”的“南史氏”，“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于是我们又看到了文天祥《正气歌》里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一令人荡气回肠的千古名句。中国古代手无缚鸡之力的史官，竟然成了对凶残暴虐无恶不作的专制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应该说是古代中国漫漫专制长夜的一个难得的亮点。

     可惜这样的“独立史官”般的历史传统延续不了多久。也可能后来的统治者学会了“不换脑筋就换人”的一套，司马迁之后的史官很少再有秉笔直书的勇气和传统了。此后的受皇家豢养的史官们只会颂扬“君圣臣忠”“国运昌隆”“国祚永续”了，梁启超先生因而直斥“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家史也”。史官们的著作，还有几部是可信的？

     于是又有了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可是，就如同别的诸多的“人民”最后都变得空泛空幻一样，怎么样的“人民”，哪一个“人民”能写出真实的历史，也是值得推敲的。就拿说这句话的主人公来说罢，他所寄予希望的“人民”，当时正全国上下到处痛骂他为“工贼、汉奸、卖国贼”，正高喊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远不能翻身”呢。人民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吗？也不一定。要是有人能对人民施行足够的封锁、灌输、“引导”，并利用自己的垄断权力对既往的历史加以刻意的选择、隐瞒、编造，让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历史，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人民对这位主人公作出稍为客观公正的评价，那可已经是在他含冤被折磨而死十几年之后了——只有生活在充分开放环境、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民，才会认识、才会写出真实的公正的历史。

     而从当代社会的历史考证历史研究的职能、历史教育的功用看，历史学家、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应该是“写历史”的吧？但是，据说历史学家、历史教科书编著者总会不可避免地带着有色眼镜。事实也确实如此，比如，对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殖民史，欧美国家与亚非拉国家的历史著作会一样吗？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亚历史，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会一样吗？对于现当代的中国历史，大陆和台湾的历史学家会写出同样的历史著作吗？不但对历史事件的选取和评价可能不一致，而且对历史事实的记叙也可能会互相矛盾。那么，对于各国家各地区的普通民众来说，我们又该相信哪一种“历史”呢？更何况，某些“历史学家”还会秉承某些旨意，对历史进行刻意的取舍、隐瞒、加工、创造呢。于是，又有了那句著名的愤激之言：“真正的历史，存在于历史书之外。”

     什么时候能看到更多的真正真实、客观、公正的历史著作、历史教科书呢？我们在期待！不过，可以断言的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你生前是多么的强大，多么的不可一世，你的历史都得由后人来写，你左右不了后人要根据自己理念所写的历史，你阻挡不了后人要撰写真实历史的意志。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会具备宽宏的视野、先进的理念，掌握更加充分翔实的史料来书写前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