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苏青二、三事

（周良材）

（苏青影像）

      苏青，本名冯允庄，生于1914年，生肖属虎，如果健在，已是90岁以上的老人了。人们至今仍忘不了她，因为她是40年代著名女作家，与张爱玲齐名，留下了烙有上海海派特色的动人文字。50年代初期，苏青进入戏曲界，后迭遭不幸，晚年郁郁而终，一生坎坷。

      我与苏青同在上海戏曲界，还曾与她是同班同学，这是1951年的事了。

      那年，上海市文化局举办过一个戏曲编导班，参加的学员约40位，大多数是20开外，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其中女生有4位，毕业后，均成为上海和近邻城市戏曲界的编导骨干，中坚人物，如傅骏（进了戚雅仙的上海合作越剧团，写过《血手印》》等名剧），毕华琪（南京越剧团），张丙昆（上海戏剧家协会）， 郁仁民（上海文化局）等等。 苏青是我们中间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已是40岁上下的中年妇女了。我们是考进去的，而她的年纪明显偏大，所以大家猜测是政府安排进去的。究竟如何，至今是个谜?

      记得在报到时，我印象中的苏青，身穿一套半新半旧的列宁装，一根腰带紧裹着那已经发福的身腰，嘴上含了一支翡翠绿的烟咀，上面点着长长的，冒着火花的卷烟。新来乍见，大家就发觉她我行我素，与众不同，个性十分突出。

      学习班地点设在延安中路浦东大楼的8楼。开班的第一天，苏青就主动到我们男生宿舍串门，风风火火，快人快语。

      她操着一口硬梆梆的宁波话“自报家门”:

     “我叫冯允庄，就是写《结婚十年》的苏青，你们几位，谁读过我的书?” 

      我们这一帮小伙子，的确有不少是爱好小说，散文的，一听她就是40年代鼎鼎大名的女作家，极感兴趣，纷纷与她攀谈起来。她也显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热情，爽朗地谈及她的创作历史，坦率单纯，毫无城府可言。

    这位苏青也真有意思，谈着谈着，又回自己的宿舍去了。不多回，她再度出现时，手里捧了一大堆《结婚十年》。我们人手一册，无一遗漏，皆大欢喜。

      这一下可“炸”了，风声很快就传到班委领导耳根里。 第二天，教务长召开全体大会，批评了这件事。那时候，还没有“无限上纲”，“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样的说法，只是强调“这是旧社会的作品，宣扬的是不健康思想，不能在班内散发泛滥” 云云，并责令一一收回《结婚十年》。

      领导似给苏青打了一顿“煞威棒”。

      然而，苏青对此若无其事，依然谈笑风生，神色坦然，加上她随和热情，豪爽不羁的个性，与班上同学相处极好。特别是到了最后创作阶段，大伙酝酿题材时，苏青凭着深厚的文学根底，愉快地帮助同学出点子，定选题，制提纲 ……， 忙个不停。我记得她自己的创作剧目是《翡翠园》，但她去图书馆寻找的资料却是《王翠翹》，《蓝娘》…… 等等。非其它原因，助人为乐也!

      学习期满后，苏青先入合作越剧团，后来进了尹桂芳的上海芳华越剧团， 1952到1955年，是她1949年以后最辉煌，最出成果的时期，比较有名的剧作有《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芳华越剧团质量较高的剧目，大祗出自她的手笔，就拿尹桂芳主演的《宝玉与黛玉》来说，当年连满三个多月，开创了越剧票房新记录，然而她没有满足于此。1954年华东六省一市戏曲汇演时，领导上指定参赛剧目要 “主题积极，题材新颖，更要突破尹桂芳以往只演才子佳人的艺术风格。” 最后决定由苏青执笔写《屈原》。

      接到任务后，苏青呕心沥血，全力以赴。她不但自费去北京观摩赵丹主演的话剧《屈原》，更以“程门立雪”的谦虚精神，找到郭沫若，向他当面求教。最后为了可随时获得楚辞专家指点，竟搬进文怀沙先生家中住了一段时间。拳拳之心， 唯天可表。

      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屈原》一炮打响，得了大奖，不但成了尹派代表性剧目，且被一致公认是越剧高品位作品，更是越剧创作的里程碑。至今中央及地方电台，电视台还经常播放。

      这段时期，是苏青戏剧创作的最高峰。原想在这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再上最高峰，哪知第二年局势丕变，苏青蒙难。为了新作《司马迁》，去向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请教时，却钻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网罗中，入狱一年多。

      大跃进时期，我与她在淮海路上不期而遇。多年不见，感慨不已，给我的印象是“苏青老了!” 见她头发已黑白相间，双目黯然无光，昔日那股兴冲冲，火辣辣的劲头已荡然无存。

      她告诉我: 出狱后仍回到了芳华越剧团。 1959年，“芳华” 整个剧团支援福建，她不愿去，就被安排在同区（黄浦区）的红旗锡剧团，仍为编剧。

      当时她还说过什么话，我大都忘了，但有一点印象颇深，她忿忿然地向我诉说:

      “出狱后不久，不少作品被人改头换面剽窃去了!”

      听后，我不平地说:

      “我国虽没有‘版权法’，但可以向剽窃单位的领导反映情况，讨个公道呀?”

      她长叹一声道:

      “算了，算了，人家现在是宠儿，是红人，我算什么? 怎么搞得过他们?”

      说完，显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

      当我进一步追问“他们”是谁? 苏青没有直答，“王顾左右而言他”，用手向南指指说，要去复兴公园打太极拳。我们彼此交换地址电话后，匆匆作别。

       过不久，苏青来电，说为了参加戏曲会演，正在改编一出民间传说，剧本写的是无锡知县王其勤抵抗倭寇的故事，但领导上为了突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拟以“渔民海峰”为主角，问我该怎么办? 我说：“最好先给我看看剧本提纲或初稿。” 本子后来没有寄来，事情也就没了下文。

      会演期间，果有《海峰》。我看了，只觉演出平平，也未见得奖。《海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与《屈原》相差甚远，谁也不会相信，这两个本子，同出于苏青之笔。看来，从前那股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的“干劲”，已烟消云散，不复再来了。当然，她本想写“王其勤抵抗倭寇故事”的，领导插手要她突出“渔民海峰”，这出戏又怎么写得好呢? 斯时，苏青创作只是为“交差”了。呜乎!“哀莫大于心死”，此之谓也，不亦悲乎!

      后来几年，文艺界更是斗争不断，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等长期在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估计她日子也不会好过。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某日，一位与苏青相熟的黄浦区外调人员到来，大家问起了苏青，得知被安排在红旗锡剧团传达室看大门。“不搞创作看大门”，我们听了居然还羡慕不已! “下田，看门”，知识份子被贬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话可说?

      粉碎“四人帮”后，苏青头上那顶“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的“帽子”， 当然“一风吹”，但终究元气大伤，一厥不振，晚年贫病交加，1982年故世，享年仅68岁。      

    （2005年2月3日完稿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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