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硕：宋美龄也跟老外学踢踏舞 3/3/2009 点击数：2353 |
“第一夫人”宋美龄也跟老外学踢踏舞 文 硕 (2009-03-02 )
（1929年，世界上第一部歌舞片《爵士歌手》进入上海） 关于歌舞，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特别盛行？因为刚从清朝过来，又经过新文化运动，男人们开始剪辩子，卸长褂，妇女不再小脚，不穿又长又累赘的服装，身心获得极大的解放，少女更是如此，同时，在上海的外国歌舞团无不跳“大腿舞”，报上很多电影广告也在以“大腿舞”作为噱头进行宣传。于是，中国女孩就加以模仿，开始跳现代舞、芭蕾舞、踢踏舞和查尔斯登舞。当时精致的“逸园舞场”堪称上海夜总会尊贵之最，连“第一夫人”宋美龄和宋霭龄也参加了美国克雷顿乐团在这里举办的首演，两个人后来还跟克雷顿的长号手厄普萧公爵（Duke Upshaw）学跳踢踏舞。 从发生学角度说，歌舞剧天生就具有某种青春、激情、性感、时尚的禀性，歌舞剧的人性深度也许就隐含在这些范畴之中。黎锦晖认为：“中国有美貌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而“现在，我们的习俗，就是‘侮辱美貌男女’”。1930年，一篇署名为碧芬的文章指出：中国人几千年来因为错误的审美观，以至将中国女性的躯体养成了“弱不禁风”的病态，而黎锦晖的歌舞团正可以扭转这种走势，促成中国人锻炼出强健的体格，足堪作“现代少女的典型”。著名电影导演孙瑜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里，同样赞美了黎锦晖歌舞团少女的“青春的表现”，他在看了一场黎锦晖的歌舞表演以后，不禁疾呼：“让我们一齐起来，高呼中国人民的‘青春化’”。对于舞台歌舞剧是如此，对于歌舞电影来说，也是如此。 据1929年4月载上海《申报》记载，美国华纳公司出品的全球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王》问世一年半以后，也就是1929年4月，就被翻译成《爵士歌者》作为美国名片引入了上海，在夏令匹克影戏院公映；同时，百星大戏院也放映了爵士歌手乔森与女星布若松1928年合作主演的《愚人歌手》（The Singing Fool），中文译名为《可歌可泣》（又翻译为《荡妇愚夫》）；1929年底，天津平安大戏院上映了有声美国歌舞片《歌舞升平》；1930年春，北平平安大戏院放映了美国有声片《百老汇之歌》；1930年3月25日，南京大戏院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533号)开幕，首映了美国环球影片公司有声影片《百老汇》。这是五颗重要的信号灯，具有独立和重大的专业和历史价值。说它们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的好莱坞歌舞片，也许言之过早；说它们是百老汇最早的美学启蒙，也许失之偏颇；但作为一个史实，它们无疑已经进入中国，面对着日升时霞光四射的神州大地，快乐地跳起了轻歌漫妙、虚幻唯美、浪漫甜蜜、华丽富足、豪华壮观的百老汇歌舞。 这时，百老汇音乐剧终于在中国脱下了她那美妙而神秘的外衣，尽显其性感、时尚、艳丽和丰满，尽管稍纵即逝，又那么像雾像云，虚幻飘渺。这是好莱坞歌舞片和以电影媒体形式出现的百老汇音乐剧，随着西洋文明的涌入而开始对中国产生的第一波影响。 一般认为，自电影诞生后, 其发展全过程，可分为无声电影（Silant Film ）和有声电影( Sound Film)两个阶段。以中国为例，从1905年戏曲片《定军山》算来，无声片史25年（真正退出市场是1936年），其实，期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为“现场奏乐”时期，这是音乐介入电影的初始阶段，也是电影朝“声光电化”发展的重要一步。从这个角度来考量，中国电影又可划为“默片、现场奏乐、有声电影”三个阶段。“现场奏乐”之目的，是配制效果，烘托情节，取悦观众。一时，沪上的音乐工作者，纷纷到各家影院“现场奏乐”。 “配制特别高雅音乐”、“添聘乐师配奏特别音乐”的消息，充盈报端，且全球如同一辙。音乐师们在影院的钢琴上营造气氛音乐，或采用其它乐器为影片添色。“现场奏乐”的出现和盛行，时间不长，在1928到1930年间，也并非所有影院，所有默片都有“现场奏乐”，以上海为例，夏令匹克、大光明、卡尔登、百星、东南、黄金、光华、民国和共和等影戏院，才设有“现场奏乐”。此时配乐的西洋默片有《安琪儿》、《夜之花》（Pola Negri in Flower of Night）、《情女天堂》、《画舫缘》(Show Boat)、《快车逃婚》、《女军人》(Finders Keepers)、《大姑娘》( Senorita)、《学生军》（West Point）等。我国第一部国产默片“现场奏乐”之消息，见之 1930年9月25日的《申报》, 片名是《故都春梦》；稍后仅有明星公司的《空谷兰》而已。显然，为泊来默片“现场奏乐”数目，是远远高于国片的。进口片除文中提及的百老汇第一座丰碑《画舫缘》(Show Boat)以外，还有《最后五分钟》（百老汇舞台剧名）等。 可见，这个世界有了光, 然后有了影。然后再有了电影这种能够将光影关系玩弄得最出神入化的现代发明。如果还有声，还有乐，还有舞，让“伟大的哑巴”默片电影歌起来、舞起来，那是一件多么完美的奇迹啊！这个世界将变得多么美好！这一天，终于从好莱坞降临到中国，逐渐进入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歌舞片一直没有呈现出清晰而完整的风貌，这主要是因为舞蹈的缺失，但并不意味着是空白。我们通过考证各种音像资料、文字信息，还是可以找出中国歌舞片发展的蛛丝马迹。在这个相对孤独、封闭的世界里，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奇迹依然杂然纷呈。
（儿童概不接待：1929年1月，巴黎《红磨坊》赤裸裸进入中国） 20世纪30年代初，诚聘音乐家和歌舞演员的消息和广告时有所闻。1931年2月17日，中国影片公司在报上征求：“音乐歌舞专家，一俟就绪，即行开摄有声片”。1931年7月29日，天一公司在报刊公开征求音乐家：“凡音乐家，谱曲家，歌舞家，美术家之确具绝艺者，均可应征，获最高可每月500元……”。中国有声电影风起云涌，各家影片公司均把宝押在招聘音乐家身上，“谱曲家，音乐家，歌舞家”顿变得抢手起来，这是前所没有的现象，足见大家都看到了音乐对有声片之重要。 1931年，联华电影公司为配合电影有声化浪潮，加强唱歌片和歌舞片的拍摄，毅然将黎锦晖大名鼎鼎的“明月歌舞据社”收编为摩下的“联华歌舞班”，这意味着中国电影开始从重视古典歌舞剧（传统戏曲）和西洋歌舞，转向关注中国通俗的流行歌舞，大举启动了中国电影与流行歌舞合流的全新时期。这无疑预示着，中国唱歌片和歌舞片青春勃发的兴旺期，已经不再可望而不可及。 由李萍倩导演、陈大悲台词和黎锦晖作曲，同时有数位好莱坞技术专家参与的《歌场春色》，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歌舞片。该片由上海天一电影公司出品，1931年10 月10日在上海光陆大戏院上映，由于藉由外国技术协助，使用片上发音的技术，品质更为提升，所以获得了很大轰动，尤其是在南洋一带，卖座率很高。这部歌舞片由杨耐梅、宣景琳和陆丽霞主演，数十位歌舞演员参与，其中，对白和音乐同时在影片中出现，并加入了大量歌舞场面和上海闻人的演讲。黎锦晖主要的配乐插曲有“青春之乐”、“江南好”、“寒夜曲”和“舞伴之歌”等。 1931年，联华公司拍了《银汉双星》，剧情为：南海音乐家李旭东创作音乐《楼东怨》，由其色艺俱佳的女李月英演唱。这时在拍摄电影的银汉公司人员被歌声所吸引，并邀请李月英加入银汉公司。在导演帮助下，银汉公司培养出歌星李月英和影星杨倚云，并利用这对双星，成功地拍摄出歌舞剧《楼东怨》。李月英与杨倚云在合作中产生了感情，好事儿的妄图撮合，男主角却退缩了，因为乡下有个发妻……男主角痛苦地屈服于礼教，用一出设计好的丑戏，断了女主角的念头。电影里，配合着音乐加入舞蹈动作，画面丰富了，但蜡盘发音的方式，效果仍未尽理想。黎锦晖为这部电影创作了主题歌。 1932年，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剧社与天一公司合作拍摄一部由王人美、黎莉莉主演的、名为《芭蕉叶上诗》的声白歌舞片。据1932年5月《明月歌舞特刊》（南京画报社代编）介绍，《芭蕉叶上诗》只是一部歌舞电影中的一个歌舞段落，里面有激烈的战争，有伟大的恋爱，有紧凑的穿插，有美艳的歌舞，有滑稽，也有眼泪，更有爱国的精神。 周璇主演的第一部歌舞片，应该是1938年由生产三星牙膏的中国化学工业社投资、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接拍，并由方沛霖导演的一部“软性歌舞片”《三星伴月》。这是一部不同凡响的广告歌舞片。以前，周璇只是客串一些电影中的群众歌舞演员。她在该片中出演歌星王秀文，插曲有“春游”、“三星”和“工场”。由于声情并茂地演唱了由黄嘉谟作词、刘雪庵作曲的“何日君再来”，立刻红遍全上海，火遍全中国。这首歌曲的旋律低回委婉、歌词贴近口语，而且使用了探戈舞曲的节奏，速度缓慢但流动感强。当时的评论文章这么写：“在这支歌诞生的漫长……岁月中，没有任何一支中国电影歌曲像它这样引起纷纭的评说和褒贬。” 《云裳仙子》是民国时期一部电影的名字，英文名为THE ANGEL。的确，这四个字虽然是个静态描写却动感十足，既有中国古典氤氲又不乏新时代的气息。“渔阳鼙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的“霓裳羽衣”与今天的“云裳”是否异曲同工呢？她的确是在民国28年即1939年出世的。编剧兼导演是岳枫，主演有陈云裳、傅威廉、王引、尤光照、陆露明等。根据笔者收集的由新华画报作为号外发行的《云裳仙子》特刊来看，群众歌舞队是由新华歌舞班演员出任的，歌舞场面在片中虽然不及好莱坞进口片《飞燕迎春》那样艳丽，但在国内歌舞片中已属上乘。当时的广告这样描绘陈云裳的歌舞表演：“飘飘欲仙-娇艳的舞姿，带着热情的笑容，使人们得到无上的安慰，使人们憧憬了黄金般的青春。”主要歌曲包括：主题歌“云裳仙子”（黄嘉谟词黎锦光曲）、“春之恋歌”A（田汉词，金玉谷曲）、“春之恋歌”B（田汉词，黎锦光曲）、“矿工歌”（田汉词、黎锦光曲）、春怨（岳岚词，黎锦光曲）；主要时代舞包括：花鼓舞、手绢舞、羽扇舞、摩登舞。 1944年1月，华影出品的《鸾凤和鸣》由周璇和龚秋霞分别出演女一号和女二号，男主角为黄河，编剧萧怜萍，由方沛霖导演，这是一部载歌载舞的电影，电影公司为保证市场成功，邀请当时上海最有名的作词、作曲和编剧，唱词全部由李隽青创作，黎锦光、严工上、李厚囊、陈歌辛、梁乐音，为这部歌舞片创作出九首歌曲，如“可爱的早晨”、“不变的心”、“真善美”、“红歌女”、“歌女忙”和“讨厌的早晨”、“流浪曲”，其中周璇独唱六首，与龚秋霞合唱一首，龚秋霞独唱一首，与黄河对唱一首。词曲完美结合，加上这些歌舞明星们的倾情演绎，这九首歌一首比一首火，其中，《讨厌的早晨》显示了周璇另一种风格的演唱，别有一番趣味，歌曲生动、诙谐、调侃地勾勒出了一幅旧上海市民风俗图，词曲作者黎锦光等人为了这支歌曲里有这么一句“破尿布飘扬像国旗”而受到敌伪当局的传讯，还差点儿吃上了冤枉官司。虽经几次交涉，日伪当局仍旧坚决不允许“百代”灌制这部电影唱片。幸亏电影早在此前已经发行放映，再加上张善琨怕自己“蚀脱”老本，极力从中周旋才免于遭禁。但最有意境，最有艺术品味，因而也最火的，还是李厚蘘谱曲的“真善美”。 《凤凰于飞》是周璇1945年在成功扮演《红楼梦》中林黛玉以后，为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华影’）拍摄的最后一部歌舞片，编剧沈凤威，导演方沛霖，演员周璇、黄河、王乃东、关宏达、严凤凰、章志直。排练期间，周璇身体一度非常不舒服，无法适应既要练歌，又要排舞的剧组生活。但出于对艺术的追求，尤其是当周璇读完原著《倾国倾城》后想到故事虽不是写自己，但表达了母女团聚的心愿和深情时，终于出色地演绎了剧中的11首歌曲，并用舞蹈塑造了剧中的人物性格。其中主要歌曲包括：“凤凰于飞”、“前程万里”、“霓裳队”、“寻梦曲”、“慈母心”、“嫦娥”、“合家欢”、“感谢词”、“晚宴”、“笑的赞美”。 黎锦光作曲的“春之晨”：花朵儿嘻笑，柳丝儿轻盈，枝头的小鸟也在响应，播送着流行的歌声。 1947年，周璇又与方沛霖合作，出演了《花外流莺》歌舞片。该部电影由“大中华”1947年出品。编剧洪谟，导演方沛霖，演员周璇、严化、吕玉堃、李露玲、蒙纳、徐莘园、平凡、胡小峰。片中6首插曲均为周璇演唱。主要歌曲包括：“花外流莺”、“诉衷情”、“春之晨”、“月下的祈祷”、“高岗上”和“桃李春风”；其中，“春之晨”特别之处在于：歌唱旋律的语法不是常见的断句方式，也没有乐句对帐的对称形式，换气之处也异于常曲。 1949年春初，方沛霖由于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原计划邀请周璇主演的歌舞片《花落风飘处处闻》也不得不取消。不久，周璇又与香港大长城影片公司签订了《彩虹曲》和《花街》歌舞片合同。 《彩虹曲》是周璇拍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长城影业公司（香港）１９４９年出品。陶秦编剧，岳枫、陶秦导演，演员周璇、严化、韩非、龚秋霞、裘萍、文逸民、姚萍、吴景平、严肃、王福龄。在这部影片里，周璇与富于喜剧表演才能的男明星韩非再度合作。《彩虹曲》片中插曲１０首，周璇演唱８首，其中，主要包括歌曲：“彩虹曲”、“鸡牛猫狗”、“想娃儿”、“青春之歌”、“扫地歌”和“厨房歌”。据说，在这几首歌中，周璇第一次使用了花腔女高音的唱腔，显示出她以往从未施展过的演唱才华。 同年(1949年)，周璇又一次与韩非合作，为香港长城影业公司摄制的歌舞片《花街》出任女主角。编剧陶秦，导演岳枫，演员周璇、严俊、龚秋霞、罗兰、韩非、严肃、白荻、吴景平、刘仁杰、李翰祥。在该片中周璇演唱了“媳妇受折磨”、“母女俩”、“逃亡”、“韭菜花开”、“歌虚荣”、“秋江曲”六首插曲。这是周璇在香港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 （《压岁钱》：中国歌舞片史上最为精彩的踢踏舞表演，不容错过！） 龚秋霞的歌舞能力是公认出色的。早在1937年，她就主演了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了由夏衍编写剧本的电影《压岁钱》，张石川出任导演兼制片人，尽管这不是一部歌舞片，但龚秋霞在其中轻歌曼舞，充分施展才艺，一场她与胡蓉蓉合跳的楼梯踢踏舞，集中表现了她的歌舞才华，堪称绝对经典，即使现在看来，也是精彩纷呈，使当时的影坛为之瞩目，观众为之倾倒。此片还有中国首位歌舞明星黎明晖与“歌舞剧皇后”李丽莲参演。抗日战争时期，龚秋霞主演了由上海民光、新华、国华等投资公司出品的歌舞片《歌儿救母记》和《歌声泪痕》，其中《歌儿救母记》中的插曲“春风野草”，在当时风靡一时。 龚秋霞的歌舞事业最高峰属于由吴村编导的1948年的歌舞片《柳浪闻莺》，片中共有15首歌曲，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歌舞片插曲最多的纪录，由龚秋霞和白光主演。龚秋霞在片中演唱了“女神”、“初阳”等7首歌，还与白光合唱了同名主题曲、“湖畔四拍”、“湖上吟”三首歌，全属带有艺术歌味道的殿堂之作。其余“梦里相逢”、“梦中人”、“牧歌”（与梅熹合唱）、“江边月”、“春风野草”、“我忘不了你”等均是经由她呖呖莺声，唱出旧日上海风华，多年后，仍被不少后浪歌人旧曲翻唱。尤其是“湖畔四拍”一曲，龚秋霞是女高音，唱得甜润婉转；白光是女中音，则低沉性感，二人相得益彰。 1948年，她伙同陈琦、张帆、陈娟娟四人在香港再合演了一部歌舞电影《四美图》。这还得从1942年的上海开始说起，李倩萍导演了一部由他们四位合演的《四姊妹》，结果她们真的情如手足，并义结金兰。之后，张帆的男朋友投资开设了一家“四姊妹咖啡馆”，让她们四人做股东，由她们轮流驻唱，成为一时佳话。这次，她们再续银幕上的姊妹之情，合演了这部由胡心灵导演的“四美图”。这部歌舞片共有七首歌曲，如“荒唐浪子”（林牧词曲）、“我们要爸爸”和“我在呼唤你”，由百代公司发行，广为流传。
（1929年，美国爵士歌王AL JOLSON率领“大腿舞”进军中国） 纵观中国歌舞片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 1，歌舞剧演员与歌舞片演员的互动性加强。歌王阿尔·乔尔森引领了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王》，演唱机器埃塞尔·默曼凭借电影《万世成空》成功进驻好莱坞，她洪亮的嗓音透过银幕传达到更广阔的观众群；舞艺精湛的弗雷德·亚斯泰尔和金姐·罗杰斯跻身星光大道，成为风云一时的舞蹈排档。这些星光闪耀的百老汇巨星在好莱坞的呼风唤雨，让好莱坞制片人进一步认识到百老汇巨星的票房号召力，于是他们开始大批量引进才华横溢的百老汇演员，而百老汇能歌善舞的巨星们更是制片厂的抢手货。进入30年代以后，为迎合中国电影风潮，明月歌舞剧社演员和其他歌舞演员也相继进入了银幕。电影媒体的出现，为这些歌舞演员们提供了最佳的表现机会。 2，美国好莱坞歌舞片的发展，有赖于百老汇这个音乐剧宝库的丰富资源。30年代好莱坞早期歌舞片，大多改编自百老汇经典歌舞剧或者搬演自游艺场的舞台演出。而上海虽然集歌舞剧和歌舞片制作之地为一身，但歌舞剧与歌舞片处于相对脱节状态。尽管有黎派歌舞剧《芭蕉叶上诗》被搬上银幕，但也只是一部歌舞电影中的一个歌舞段落，而不是全部。 3，在叙事模式上，好莱坞大多沿袭了“歌舞＋戏剧”的叙事模式，着意营造出一派“欢快”、“温馨”的景象，从而奠定了后世经典歌舞片的发展走向。而中国歌舞片中，由于技术和资金的原因，歌曲占绝对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中国歌唱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与好莱坞和百老汇接轨，那么，由于舞蹈的缺席，特别是叙事舞蹈的不到位，使得中国很少出现歌舞严格叙事的歌舞电影。 4，中国歌舞片的发展受到了好莱坞歌舞片深刻的影响。从技术手段，到结构方法，叙事技巧等等，有众多仿效之处。但在制作规模上，好莱坞显然要强大得多。比如，巴斯比·伯克利在《第四十二街》中的大型歌舞表演，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只见升降自如的表演区，顶部摄影带来的俯视的大全景，跳舞女郎组成花团锦簇的图案等，这是中国电影业的资金和技术所望尘莫及的。 5，与同时代好莱坞歌舞片的“甜美”、“灿烂”、“性感”大制作相比，20世纪30年代与中国本土相适应而诞生的“中国歌唱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特征，这就是淳朴、热情、清苦、悲伤之类的普通叙事，正是这种艺术形式，强化了民族化主题。如《渔光曲》、《神女》、《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影片，均具有较鲜明的民族化印记。 在中国电影“歌舞化”过程中，当歌舞的内容不断得到强化，而歌舞的形式被相对否定的时候，应该就是歌舞的形式彻底到达理想境界的时候。所谓“大言希声、大象无形”，其实就有这层意思。这是许多艺术家梦寐以求所寻求达到的歌舞境界。与此同时，越是民族化，就越是世界化。中国歌舞片，尽管在歌舞化上无法与好莱坞比美，但却牢牢地刻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而这种印记又为20世纪上半个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化主题公园，提供了一幅奇异独特的歌舞景色。这是令人喜悦的。 本文节选自文硕著：中国音乐剧史（上），第十章歌舞电影的演进 李道新：《中国电影史学建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 [首次曝光]音乐剧电影《爱我就给我跳支舞》虚拟歌舞片断 “文硕创意音乐剧” 《爱我就给我跳支舞》即将上市！ 《桃李争春》 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爱情故事 百老汇经典《齐氏富丽秀歌舞女郎》中国版 让中国女孩光芒四射 GLORIFYING THE CHINESE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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