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松参加国民革命经过 4/4/2009 点击数：3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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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松参加国民革命经过 王延松手稿于民国49年台湾台北共十二节 ……………………
余世居浙江上虞。祖先耕读传家。忠厚为里人称道。民国二年余十四岁。随父赴沪求学经商。工读并进。民四年余与蔼士先生为友。因以介识果夫先生。相处颇友善。果夫先生在沪活动革命。脱离晋安钱庄。另组茂新号于新北门大康里为机关。每星期六。日举行演讲会。余必参加。故结识不少老同志。如朱守梅等。当时经国同志就读万竹小学。亦来听讲。 当时余任美商中国汽车公司收帐员。身受洋人侮辱。如"华人与狗不得进入公园""华人不得由前门进入西人住宅""华籍收账员不准乘坐电梯"等等。忍无可忍。乃集收账同人。组织"账员公会"余为首任会长。向各洋行交涉平等待遇。几经努力。始达目的。此为余首次社会话动。颇得果夫先生赏识。 民国十二年果夫先生嘱余担保租屋，嗣后始悉供工作同志潜居，时余己从事绸缎事业矣，十三年果夫先生邀余同往广州，余以商业关系，未克偕行，乃嘱胞弟延康赴粤，参加革命。 时余年仅二十五，早读三民主义，於列强侵略，祖国衰弱，尤觉痛心，因以爱国主义，民族观念，不计安危名利，悉心以赴。因工部局严禁政治活动，乃透过教友陆祺生关系，在麦家圈慕尔堂设立秘密机关，从事组织商界联合会，响应本党政策，此为余自动参加国民革命之动机。 …… 忆在重庆时，某日造谒立夫同志，因闻其夫人鬻地毯油画，询及其沈秘书，答谓其本身生活尚可维持，而一般同志困难，思以求售济助云云。余深为感动，乃送款果夫立夫二同志，请求代转。为其拒绝。余乃再三说明，因余不负中央常务职责，困难同志不会求援于余，请为代转接济，始允收款代转……。 二、商人运动之开始
欲保商人权利，必须国家富强，兹事体大，不能迁就，惟有自我团结，与洋人争平等，乃组织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余为汉口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发起总联合会，被推为付议长，积极从事奋斗。因总联合会响应革命，发有宣传品，孙传芳认余行动积极，下令通缉，幸早有掩护，未受其害。 总联合会外对洋人争取华人市民权，发起"租界纳税华人会"以"不出代议士不纳税"口号，向租界当局力争华人董事名额，几经交涉。始由三名增为五名，乃推年青有为而能代表华人利益，敢于西人折冲之少壮人物江一平、奚玉书、郭顺等为华董，并以纳税华人会洋文秘书何德奎教授为工部局华人帮办，从事租界立法参政权，余亦担任地皮委员以整个商人运动，祗得辜负选民雅意，誓谢"华董"从事实际工作。 内对封建势力斗争，协助革命，上海商总会为封建势力有拒持，余以商界总联合会，团结商民，与之斗争。十四年五卅惨案发生前，总商会调解事件，受工人嗾使，扩大鼓动，而遭英捕屠杀，酿成惨案。余於下旬六月一日以总联合会发动华商罢市，威胁租界当局，得於下旬获得国民外交之胜利。对殉难烈士，亦由总联合会醵资於闸北宋公园建造烈士公墓，永留纪念。经此努力，使封建之总商会失去信用，商人运动由此倾向本党。 三、上海光复之策应 十五年秋誓师北伐，义旗所指，全国响应，南昌武汉，先后克复。东路军抵达松江，上海农工商学各界，集西门路西门里举行代表会议，商讨欢迎革命军。工商代表提议罢工罢市罢课，为其活动者为林钧、汪寿华、梅田龙、李立三等所寸操纵，事后余始知彼等为共党份子。余以三罢运动为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之不得巳举动，今革命军己莅沪郊，维持秩序之不暇，何能自扰市面，乃提议悬党国旗三天，休业一天，以志庆祝。主席提付表决，余悉代表众寡悬殊，乃得商界代表拥护，声明单独商议，即告退席，另谋对策。当此紧急关头。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挽救危局，乃急邀严谔声起草"悬旗三天，休业一天，以迎国民革命军"之启事，以"上海市商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名义送刊。讵为各报拒绝，余不得巳，自任筹备主任，借证券里为会址，以余之太昌绸庄作保，始得刊登启事。翌日全市大街小巷，悬满党国旗，不及置备者，临时购布缝纫，裁纸裱糊，虽大小不一，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扬上海之日。北伐军巳开抵闸北，若迟此二三天，恐余早为孙贼特务或李宝章所杀矣。数日后，见各报刊有"上海市党部开除王延松党籍"之启事，余非党员，甚为骇异，此次悬旗乃尽国民天职，迎接党军，何用开除。不久，果夫先生来沪，相见欣然，询以此事，渠仅相顾一笑，嘱余继续努力。事后始知此即XX阴谋未逞之离间也，而余之策应悬旗迎接王师，正合本党政策，使余私心庆辛。 四、龙潭一役之支援 北伐势如破竹，顺利抵达江南，孙传芳退居浦口，声称"反攻"尤作困兽之斗，使革命军事受阻。白建生将军东邀上海工商代表於新闸路南园商谈，在座者计虞洽卿、王晓籁、劳敬修、霍守华、冯少山及余等。 白谓龙潭危急，战士疲惫，补给困难，军需缺乏，然此役一失，全功尽弃，江南再遭荼毒，深非幸事，务望工商各界，设法支援，胜於十万救兵。余闻之果如救火之急，协同各界代表，迅速筹款支援，幸得何敬之将军之合击，而获龙潭之胜利，以奠北伐成功之基础。四十九年春，余应杨子惠同志邀宴，得与白建生先生重逢，白慨然语余:"三十余年前，若非君等竭力经济支援，龙潭一役，难以获胜。而我当时，正当青年，而今己逾花甲，两鬓斑白矣。"言讫，相与一笑。 五、上海党务之参与 上海光复，市政府与市党部先后成立，果夫先生以市党部商人部长一席，属意於余。然余一不求任何报酬，二不能中断商人运动，乃婉言辞谢，而推荐俞国珍君透过竺鸣涛同志向果夫先生进言，立促其成，并介商运干员相助。果夫先生始允所请，并赞余之气度，颁特字第四十七号特准入党党证，余始为党员。光复后租界气氛一新，商民协会积极筹备，配合本党政策，由汉口路迁入上海总商会，正式成立十七年上海市党部改组，派余为特派委员之一，上承中央命令，下仰同志爱戴，被推为常务委员，展开本党商人运动。 六、对日经济绝交之奋斗 七、商人团体之统一 日本侵华野心未戢，上海反日爱国运动，组织"反日会 "，附设上海总商会内。当召开大会时，冯少山阻扰大礼堂之出借，并将己悬国旗除下，双方由口角而至动武，群情愤怒，将冯少山等逐出，冯等不思和平解决，登报诬陷反日会捣乱总商会，并控之于张岳军市长。 张市长召集双方和解，总商会出席冯少山、石芝坤、曹慕管等；反日会由余及陈松源代表，无奈冯少山含血喷人，诬指共党占据总商会，余请张岳军市长主持公道，要求赔偿名誉。，等托诿，无法解决，不欢而散。 几经交涉，始蒙中央同意、令派虞洽卿、王延松、陈布雷、叶惠钧、王晓籁、骆清华、秦润卿等二十一人为上海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从事整理。当时余年仅二十九岁，然为此事发动者，乃决心依照中央指示，与个人理想，以虞洽卿领衔，实际负责整理工作。 上海市保卫团为上海工商士绅所组织之地方武力，由工商界负担经费，专责保卫地方安宁，甚为重要。惟其组织散漫，意旨分岐，南市闸北浦东江湾吴淞各自为政，力量分散，尤其闸北负责人王彬彦，不能与本党合作，其它各地，亦来与本党发生密切关系，影响本党商人运动及地方治安至深且钜。 余认此项民间武力，应谋统一编整，集中力量，置於本党领导之下，始能善为运用，乃向市党部建议，会同市政府，统一组织，经派王延松、王晓籁、姜怀素、姚慕莲、陆伯鸿、叶惠钧、王彬彦等为上海市保卫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组织，整编训练，使其在思想上管理上均有所遵循。整编之后，颇受市民赞誉，余被推为常务委员，直至抗战时，未曾中断。 胜利回沪，上海市保卫委员会改组，余被推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经济，继续维持地方治安。 九、推销国债之努力 北伐胜利，全国统一，军经建设，极需经费。自宋子文同志迄孔庸之同志财长任内，历届发行公债，余均自动认购推销，上海为金融都市，一般商人受租界遗毒，信任外币，对于国债，多抱观望态度，余身为党员，复有绸业银行组织，历年皆以身作则，创导劝募，以期於成。 二十八年在重庆，某日访孔院长於上清寺范庄官邸，孔同志欣然留余晚餐，席间仅梁小姐与二小姐，移时，孔院长突然询余:"延松。，知否汝六年前一信，帮余极大之忙乎?"余答曰未知也。继又询曰:"汝尚忆当年致余一函，自动认购公债十万元之事乎?"因而达成劝募任务，岂非汝之大功乎?"言罢欣然。 余深知此为爱国商人本色，何足挂口!然事后财部俾余公职及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皆孔同志因余劝募公债有力之缘也。 二十年政府发行美金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闻亦有奉孔院长命向余劝募，并请创导。余以国人信仰外币为恨，拒购"美金还本"之美金公债。而出资二十万元购买"国币还本"之美金库券，以为爱护国币之创导。区区二事，虽不足道，然余之爱国热忱，於此可洞烛矣。 十、商业社团之运用 上海市商会至民国二十一年为止，发展百余个同业公会，由於组织限制，无法容纳实力分子及各界人士，乃以同业公会为重心，组织上海商社，以为外围，从事社会活动。 上海工商各界联欢社，则为商社之扩大，以商业为扩大，以商业为中心，向其他各业，社会各界联糸，广聘地方正义士绅，各业领导分子，党政军各界有力分子，而以社交方式，从事联络感情。 如此，则中央之政策性活动，首先由联欢社发起群众响应，透过商社，积极支持，则市商会便可顺手与情，影响社会，推动政令矣。 另一方面余为提倡社会正气，打击恶势力，转移社会风俗，竭力於商社及联欢社之主持，以重视实际工作，不计名利，惟期能造福社会，与彼藉社团名义，蒙骗中央，私自图利者，不可同日而语也。故虽费尽心血金钱，得获社会了解，亦可安於私心矣。 十一、中国银行国营之策动 中国银行，信誉卓著，关系全国金融，左右国际汇兑，中央有意接管，因于大部商股，未便公然遽行，乃令饬上海各同志，发动社会力量，以达国营目的。 余等奉命后，首拟团体舆论，攻击该行当局张公权，使其知难而退，以谋国营。因余负责商运，奉上峯委以重任；嗣为张公权所悉，挽徐寄庼同来谒余，请求减缓宣传攻势，並恳帮助；余以绸业银行同业，且与徐、张二人友善，只能矢口否认此事。另行运用社会士绅，工商领袖，鼓动舆论，造成风气，推展收归国营运动。 进一步余为掌握股东，影响股东会决议，乃先以私资收购中国银行股金二万元，交通银行股金二万元，以为基本，准备发动中国银行股东会中策动国营案之成功。 嗣张公权见大势已失，无法恋栈，自动求去。中央即派宋子文同志为中国银行董事长，余亦添为常务监察人。中央对张公权初派为央行副总裁，继又任命铁道部长，以为安置。 抗战期间，中国银行监察人散居各地，有一时期在重庆者仅余一人，该行每年决算报告书，必须监察人签署，故数年间仅余一人盖印。余对中国银行之爱护，可谓始终如一。今中国银行在台复业伊始，余当本过去之热诚，爱护到底！则个人对于协助复业，重振中国银行国际信誉，自属义不容辞之事也。 十二、革命同志之互助 余以身受本党同志之推介、信任、爱护，而竭尽协助本党工作，並随时随地互助革命同志，实践本党亲爱精诚之明训。 抗日战起，政府撤退，本党同志流离失所为国殉难者，余均量力援助其经济，教育其子女，如沈苑明同志居歌乐山云顶寺疗养肺病，潦倒不堪，余不但济助其医药生活费用，並负责教育其子女，即为一例。此外受援同志或死或散或来台者亦大有人在。 忆在重庆时，某日造谒立夫同志，因闻其夫人鬻地毯油画，询及其沈秘书，答谓其本身生活尚可维持，而一般同志困难，思以求售济助云云。余乃再三说明，因余不负中央党务职责，困难同志不会求援于余，请为代转接济，始允收款代转。 鉴于积极援助同志事业，周转资金者，亦不乏人。例如林继庸同志，因奉派起新疆，受盛世才委曲，于三十四年春回渝，筹办天山实业公司，预定资本总额一千万元，余知之前往协助，投资五百万元，以充其资金。余以林同志一为本党赴新受屈，二为研究化工，使其学有所用；三为抗战开始任上海遷厂委员会主委，著有功绩；因而自愿乐助其成。今林同志在台可证。 此外对本党公益事业，余亦竭力捐助。如在渝时，军委会军闻通讯社经济困难，余即捐助五万元。又遗族学校于斌主教任校董会主席时，由范争波同志陪同前来，邀余担任常务董事，余即欣然承诺，经常捐款，因系革命同志遗族，捐款特多。 结语 综上所陈十二点，不过简单概略，所有事实，尚有同志可致征信。余以国民热诚，服从本党，从事革命；盖身为党员，纵赴汤蹈火，千辛万苦，在所不辞；所陈经历，何足称道！惟以来台之后，后有余暇，得能从事检讨过去，策励将来，检阅所记若干细节，尚有革命史料价值，用特缮呈中央惠予察核，以明余一生之抱负与经历；若有可取之处，尚乞选辑片段，以为党史之参政。 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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