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一个人好像活了几辈子

余龙杰、黄丽静
2009-03-31 

   丁学良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出生于皖南农村，后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卡内基基金会教学或研究，兼任国内数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这些年来我在国内国外穿插着跑，在国内觉得自己太像外国人，出去了又觉得自己太像中国人。中国人过去管外国人叫做"鬼佬"，我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也可说是" 人鬼情未了"。

   可能对大陆许多非经济学专业人士而言，知道丁学良是因为他在2005年发出的一声棒喝："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略微深究一下他的履历，却是学社会学的，但1978年就在国内经济学刊物的头牌《经济研究》的头条发表了论文，老学人孙冶方的文章还跟在他后面。而这句横空出 世的"五人论"在随后的相当时间里确实引发了一波对经济学家群体质疑和否定的话语浪潮，一个自负、傲气的书生形象也于是和其人挂上了钩。

   与丁学良相处需要 一个适应的过程。他变得太快，走得太急。去到一个新地方便要第一时间去熟悉新环境，找找本地酒（他出了名的好酒），与宾馆服务员和不知从哪里挖出来的本地 人攀谈一番，毫无架子，三教九流通吃，不知这算不算搞社会学的"专业病"？待到旁人收拾妥当准备开始活动，先得把不知身在何方的他请回来，然后就只有听他 讲故事的份了。吃饭前若无确定的饭馆选择，踩点的事情归他；落座后大家喝茶聊天谁都不操心，点菜的事情也归他。怎么吃，怎么喝，他那里自有大套说辞，间杂 若干游历故事和即兴的段子。一顿吃食、一段车程、一路夜游，有了他安徽口音普通话的撩拨和调控，大可放心、放松，绝不会无聊、冷场。但，你得陪着他疯，这 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

   当论坛进行到下午出人意料地发展成谈心会，丁先生也顺着话头想当年。这位出生在偏僻的皖南农村，祖上三代赤贫，祖父母没有名字，不知 自己出生年月，六岁丧父，幼时记忆中充满了饥饿、狼嚎和母亲的哭泣声的孩子，后来去到上海、去到北京、去到美国，接受那个年代也许是一个中国人能享受到的 最上层的高等教育、研究条件和留学机会，凭借的只有读书、努力、才智，再要说便是幸运了。美国、澳大利亚、台湾、香港、东南亚、欧洲跑来跑去，他在海外呆 了差不多五个五年。刚出去时被告知出国工作需要五年，他的反应是："为什么要在国外呆这么长时间？"今天他成了世界级的学者，但他的母亲对他的最大期望原 本只有在村里当一个兽医，因为他的父亲曾经是兽医；今天他在香港的公寓面朝大海，他却说最怀念从前在北京没有任何家当睡领导办公桌的两年，鼓胀着对个人对 国家民族的理想；今天他有许多国家、学校、单位可以安身立命，他却一直在飘，在哪里都不肯呆长，因为总是觉得"那个大学不是我最想去的，那个工作不是我最 喜欢的"，总是有一种游离感。在美国觉得自己太像中国人，在中国又觉得太像外国人，永远觉得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香港是一个方便他到处跑的折衷选择，"这 种感觉非常糟糕。"
他说眼下最大的愿望是能在不太久远的将来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在一个还不错的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只教一门课，不能影响发工资；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大报写专栏，但不是听主编要求，而是自己想写几篇就写几篇。"若找不到，大概便是要终身漂泊了。"他说得落寞。

   他这一身的故事随便抓一段出来琢磨，已令未经历过那个跌宕年月的笔者不敢去轻易感慨命运的不可思议，担心轻薄了这其中的沧桑和沉重。王小波说，"这是小说 发生的年代，不是创作的年代。"这个大时代有太多的不可思议来不及收割和安放。想起丁先生酒后微醺的神情，和一个人行走在山路上众人前的背影，思量如此富 于张力的戏剧性之于一个人只一辈子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能否再一次不拘一格降人才？

   我想说的"降人才"，是人才的产生、管理和使用，使之发挥综合效应的制度。
三十年前，中国有了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也是在我看来最了不起的一次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次降人才在大框架上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体制的重大变 革。这是我们在三十年前亲眼目睹的，今天的年轻人也许觉得遥远。当时的术语叫做：摘帽子，不打棍子，不留尾巴，不抓辫子。这些通俗的话语背后牵涉到中国几 千万家庭生存发展的命运和机会。1949年以后把所有人按照经济成分、家庭出身分了类，好的红五类，不好的黑五类。文革十年下来，红五类没怎么变，黑五类 越来越多，坏人越来越多。换句话说，被剥夺了基本公民权的人越来越多。不仅他们本人，他们的家人、朋友也都被剥夺了基本公民权。而第一次的不拘一格降人才 就是要重新赋予这些被无理地剥夺了权利的人以公民权，同时给全民各个阶层、不同年龄的人以吸取知识、扫除愚昧的渠道。
正是有了这种政治上的开明，才使得中国社会里的千万人和他们的亲属从奴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77年，文革期间遭到彻底否定和破坏的 高等教育制度开始恢复，恢复高考使得几百万青年人有了上进的途径，有了向寰宇求知识的可能。我家三代贫农，而我正好是最早有机会出国留学的那几批中的一 个。我是安徽人，这些年来我很少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因为每次回去都很难受。以前小学、初中的同学，也就比我大三五岁，看起来已经像我的伯伯，甚至爷爷了。 他们没有赶上三十年前的那次机遇，人生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样，一旦被扔下，再难挤上去。

   三十年后的今天，国际、国内形势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还不够，我认为还有必要再来一次不拘一格降人才，对人才产生、培育、提升和使用的制度进行一次深 度的变革。这些变革将会大大帮助中国走出经济困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也会大大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世界文明的投射力。换句话说，中国的软实 力将得到提升，这会帮助中华民族应对艰难而综合的挑战实现民族的复兴。 （整理：余龙杰、黄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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