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木三分罵亦精─答今之劉伶問

沙葉新

   劉伶：沙葉新先生，您好。介紹您的時候，大多數人會把劇作家的頭銜放在首位，然後才是雜文家。那麼，這兩個身份在您的人生中分別充當著怎樣的角色？也請談談您的雜文情緣。

   業餘偶爾寫點四不像的雜文

   沙：我是寫戲的，是編劇，以前叫「作劇」，作過一些正劇，也作過一些喜劇。我的喜劇裡面當然少不了諷刺、挖苦、調侃、幽默，這就常常引起爭議。看不慣的人，尤其那些一本正經愛當官而不愛笑的人，便視我這個「作劇」為「惡作劇」，其實「世幽昧以眩曜兮，孰雲察餘之善惡？指九天以為正兮，吾為蒼生之故也……」。

   其實，我的專業是寫劇本，不是寫雜文，只是在業餘偶爾寫點四不像的雜文，更算不得你所說的雜文家。就像喝酒，我只是偶爾沾唇一抿，連酒徒都算不得，何言酒仙？我真算不得雜文家，雜文家那是魯迅。酒仙那是劉伶，是和你同名同姓但不同性的西晉「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我挨不上邊。

   我們這一代文人，誰沒讀過魯迅的雜文？尤其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十億人讀了十年毛澤東的雄文四大卷，也讀了十年魯迅的雜文四百篇。影響所及，官方話語除了因為發揚光大了毛澤東霸氣十足的政論風格而繁殖出上綱上線的新華文體之外，民間話語也因魯迅「緩行」「費厄潑賴」的戰鬥雜文而孳生了紅衛兵式的「痛打落水狗」的「革命文風」。對此，當時已列入「另冊」的我只是高山仰止，雖心有戚戚，但從不敢率爾操觚；總認為寫雜文者若非幹部，也需黨員；如是書生，那也必定是粱效或石一歌之輩的「左派」書生，革命立場堅定、政治嗅覺靈敏，方能擔此重任，我等尚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何敢涉足？

   所以我自寫作以來，從未寫過一篇雜文。只是改革開放之後，思想解放了，才嘗試著寫點習作。上一世紀最後二十年，報刊副刊大興，每期必有雜文，編輯便向我約稿，最熱鬧時，我同時在上海，天津、廣州等幾家報刊設有不定期的隨筆和雜文專欄。

   我的這些雜文或者隨筆，真的是隨意著筆，率性而為，天馬行空，信馬由缰，沒有章法，不成體統，真的是四不像；有人說是隨筆，有人說像散文，有人視為小品，也有人把它看作是雜文。所以我同樣一篇文章，會給不同的編選者收入不同體裁的《散文選》、《隨筆選》、《雜文選》三個選集中，好像一人有三姓，也似狡兔有三窟。

   劉：讀您的作品，如《壯「痔」凌雲》、《我以笑聲悼阿朱》、《我是一個快樂的人！》、《我究竟是誰？》等等，幾乎篇篇精粹，舉重若輕，令人忍俊不禁，從而體味雜文含淚的笑。想來這種喜劇式的雜文創作風格一定與您劇作家的身份有很大關係吧？

   沙：我喜歡喜劇，自己的劇作也多為喜劇，如《約會》、《假如我是真的》、《尋找男子漢》、《孔子·耶蘇·披頭士列儂》等等都是喜劇；即便我寫正劇，也正經不起來，如《陳毅市長》，也包含許多「不正經」的喜劇因素。這大概也影響了我的文章、包括我的隨筆和雜文風格。就像愛吃甜食的人，醋裡也要放糖，是為「糖醋」，所以我的一些幽默諷刺性的隨筆和雜文是為「糖衣炮彈」。

   幽默尚未成功，不才仍需努力

   劉：您的創作中體現出的幽默，是錢鍾書先生的所謂真幽默也──是對外物和自己都看得低，從而獲得超越處境、反躬自笑的開闊視野和豁達心境。很想知道您的這種真幽默是天性使然還是後天培養的結果。

   沙：不是先天的吧？我和所有的人一樣，都是哭著來到人世的。如果一生下來，就光著屁股幽默地對著護士哈哈一笑，護士不瞪大眼睛嚇趴下！

   幽默可能和基因有一定關係，但它的養成，肯定是後天的。天生的那一點基因，只是一粒種子，而且還是一粒極容易變異的種子，以後可能變異成貧嘴、油滑、噱頭、惡搞、無厘頭，離開真正的幽默十萬八千里。

   幽默是素養的一哂，是智慧的莞爾，是文化的粲然，是精神的笑靨；也是寬容的允諾，理解的奉獻，善良的召喚，愛心的傳遞。

   狹隘的人，自私的人，暴戾的人，專制的人，不可能幽默，只能為幽默提供絕好的材料。

   幽默是推進和諧社會的潤滑油，也是暴露極權王國的短兵器。

   我不敢說我幽默，我還沒到這個層次；自己說自己幽默，無異於自己說自己是大師，無異於自己說自己是光榮、正確、偉大，這就一點都不幽默了，反而噁心。對我而言：幽默尚未成功，不才仍需努力。承蒙你說我幽默，而且「是錢鍾書先生的所謂真幽默」，我受之有愧，只好像伏爾泰一樣地回答你：「雖然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個字，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哈哈！

   你的同名同姓不同性的古人劉伶，倒是個真幽默的大家。《世說新語》說他縱酒放達，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他不以為然，反而說：「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你們怎麼跑到我的褲襠裡面來了？這真讓人哭笑不得。《晉書》說他常乘鹿車，懷抱酒壺，命僕人提鋤隨其後，並囑咐：「若我醉死，就地埋葬。」何等的瀟灑達觀！

   劉伶酣歌縱酒，放曠不羈，出語詼諧，善於調侃。他對世界、對自己都採取了以上這種出世的幽默態度。表面上他放浪形骸，醉生夢死，其實是對當時黑暗政治的疏離，是對污穢社會的反抗，是對世俗禮教的蔑視。劉伶留下的唯一一篇作品是《酒德頌》，只有一百八十多字，按今之體裁分類，可以算得雜文，且是上等雜文。

   劉伶的《酒德頌》何以出色？就因為他有個性，極為鮮明突出！你可以不贊同他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但他的個性，尤其是他曠達、率真、反叛、幽默的個性實在是適合寫作雜文；雜文最需要作者的個性。當今的雜文如溫吞水，原因眾多，作者的無個性實在是重要原因。平凡、中庸、懦弱、優柔之輩，豈能寫雜文！

   千字雜文如驗血，長篇政論如CT

   劉：但您近年來創作的「政治文化系列」卻一反以往幽默的文風，向政論文靠近；一反之前「指虛打實」的策略，於文中列舉大量事實、史料。不知是否有意為之，您是否認為幽默雜文終究扎不透某些流弊？

   沙：這不是我什麼「有意為之」，而是雜文和政論體裁不同，任務有別。我的「政治文化系列」，內容沉重，幽默承受不起。

   美國一些高速公路交通擁擠，為了減少車輛通行，規定上班時段，不能一人行駛，必須拼車載客。於是有的車主，便在空座位上用安全帶綁上一個塑膠假人，以避免警察的盤查。這是幽默，你會囅然而笑。而在汶川地震中，農民吳家方不忍亡妻石華瓊棄之野外，將其身體與自己緊緊綁在一起，用摩托車一路載回家鄉，生死不離，感天地，泣鬼神，你能幽默嗎？同樣是綁人行駛，一是假人，一是真人；一是喜劇，一是悲劇。

   這不是我「指虛打實」的策略，而是內容決定。千字雜文如驗血，長篇政論如CT，在診斷上各有作用，不可互相取代。

   劉：您曾表示，對作家或文藝評論家來講，最重要的品質是「說真話」；您還曾表示，自己的幽默雜文是「笑衣炮彈」。您如何看待幽默雜文之於「說真話」的意義。

   沙：不只是幽默雜文，所有雜文都應該說真話。一篇雜文，一般只有一兩千字的尺幅之地，你還要說套話、說假話，那還有多少空間說真話、說人話呢？即便你主要是說真話、說人話，但你一旦加上了違背心願的套話，加上了為求「保險」的假話，那就如原本是削鐵如泥的刀子，有了缺口，就不再鋒利了。鈍刀如何能割出血來？雜文正因為篇幅短小，必須字字是真言。

   劉：雜文是針砭時弊的，而您一再強調您的作品是「善作劇」，強調批判之激烈源於愛得深沉。針砭、批判，應該是善意的、理性的。在此想聽聽您關於批判和善意、針砭與愛之間的「辯證法」。這對於雜文作者、雜文讀者、雜文「上層」讀者都很有意義。

   沙：愛和恨是相通的。有恨無愛的人，他的恨就不是出於愛。愛之切，才恨之深，反之亦然。從不流淚的人，他的笑容也不會燦爛如花；從來不笑的人，他的眼淚也不會是晶瑩的。

   我年輕的時候嫉惡如仇，凡是「敵人」都要和他拼個你死我活。其實所謂的敵人絕大多數都是「假想敵」，他們只是與你意見有所不同的人，甚至是幫你改正錯誤的諍友。可悲的是，六十年來，從對內和對外關係來說，新中國的歷史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不斷樹敵史；不但在國內樹敵，在國外也樹敵。更可悲的是，至今仍有人在高調宣說「西方反華勢力（以前是說「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據說是惹得「中國不高興」了，是嗎？究竟誰不高興了？我真懷疑！在國內，至今還動輒給異見者扣上「危害國家安全」罪。以前沒這個罪，中國曾是全世界最最革命的國家，反對他的都是「反革命」；如今中國自己也不革命了，於是刑法上也悄悄地取消了「反革命」之罪，而以「危害國家安全罪」代之。

   動輒說西方國家亡我之心不死，隨便給異見者戴上危害國家安全這頂帽子，其實還是在製造敵人，還是在製造仇恨。

   我已沒什麼仇恨之心，我對社會上一切醜惡，一切弊端，都看作是病，只是同情和憐憫，應給以人道的積極的治療！

   幽默像中藥，諷刺如開刀

   劉：您對當前文學創作不大景氣的原因提出過精闢見解。您對時下雜文界又有怎樣的評價，雜文這一「戰鬥」的文體是否其中也存在體制性的弊端？

   沙：當今的雜文，太缺少諷刺，太需要諷刺。幽默像中藥，重在調理全身，或補或瀉，都不十分猛烈。諷刺如開刀，深入肌理骨肉，直取要害，難免出血疼痛。

   諷刺也是為了善意地治病救人。對重病一定要諷刺，可是諷刺在中國絕跡已久。連最擅長諷刺的相聲都在寫歌頌性的段子了，遑論雜文？有道是：隔靴搔癢讚何益，入木三分罵亦精。沒諷刺的雜文，還算什麼雜文？光是幽默沒有諷刺，那就不是嘻笑怒罵，而是嬉皮笑臉。

   倘如振興雜文，必需振興諷刺。六十年來，是中國最富有諷刺材料的黃金年代，但也是最忌諱諷刺作品的沉悶時期。我剛剛主編了《一九七七──二○○○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卷》，想找一部諷刺喜劇作品入選，真難，因為在《假如我是真的》遭到禁演之後，諷刺喜劇幾乎絕跡。諷刺漫畫、諷刺歌曲、諷刺相聲、諷刺雜文也幾乎全軍覆沒。

   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在白宮記者晚宴上，布殊總統與一位專在電視上幽默老布殊並諷刺小布殊的演員史蒂夫·布里奇見面，並無芥蒂，還一起向人群揮手致意，我們哪個領袖有此雅量？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得知有部諷刺她的電視劇即將開拍，她毫不介意，並且表示希望自己能夠在該電視劇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我們有哪個領導人，能如此通達？中國所有的領導人，都一本正經，神聖不可侵犯，連正常的批評尚且不行，遑論諷刺！誰敢諷刺共產黨？誰敢諷刺黨主席、總書記？即便是善意的諷刺，也絕不允許，不信，你試試！就算不判你一個「危害國家安全罪」，也至少要判你一個「泄露國家重大機密罪」！

   說得絕對一點，何時可以諷刺總書記了，中國就離民主不遠了，雜文也就真正興盛了。

   一個拒絕諷刺的社會，是極其虛偽的社會，也是極其脆弱的社會。

   知識分子若依附權勢就完蛋了

   劉：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都力爭進入權力體系，而您可以說是中國的薩特，不接受官方的職位，認為知識分子一旦依附權勢，勢必奴顏媚骨。您如何看待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時下的公務員熱是否是您所謂知識分子向官場分化的表現？

   沙：我不是中國的薩特，網上還有人說我想做甚至已經做成了中國的哈維爾，哈哈，這是胡扯。二十多年以前，胡耀邦在全國劇本座談會上還說我是中國莎士比亞、田漢、曹禺。那是鼓勵，不是事實。我不可能是，如果我自以為是，那是不自量力，貽笑大方，就如自封為「大師」，那要遺臭Ｎ年。

   哈維爾當過官，捷克的總統，當了幾年「致仕」了，回到他老本行，仍舊寫劇本。郭沫若以前當過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那是為了抗日。如今知識分子向官場分化，究竟為什麼？只有他們自己知道。解放前的郭沫若他不依附權勢，他敢寫文章罵蔣介石。解放後的郭沫若他敢罵毛澤東嗎？他依附權勢，奴顏媚骨，為清流所不齒，晚年雖有過懊悔，但悔之晚矣。知識分子絕對不能依附權勢，依附了，你就完蛋了，徹底地沒人格了！

   我當過八年的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院長，處級小吏。我的座右銘是「清清白白上台，不帶污點的下台。」在我自己還沒蛻化成貪官之前，就自動辭職了。我不適宜當官，我也不是什麼名人，更不是偉人。我是什麼呢？有詩為證：

   姓沙性散成一盤，
   屬兔從無狡窟三。
   我本閑雲舒卷久，
   依山戀水畏高寒。
   我姓沙，屬兔，所以有前兩句。

   劉：您在二○○一年曾寫過《一定要還債》，最後我想問沙先生，那些「債」如今還得怎麼樣了。七年過去了，您認為還有哪些債應該還？

   沙：首先是文債。其實債是還不清的，只要你始終不離不棄肩上的責任，你就會有無數的債務。我只能是：生命不息，還債不已。

   二○○九年三月三十日晚改定
   上海善作劇樓
   原载《動向》雜誌2009年第4期
   五柳村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