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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霞:金九与我的姨父刘振东
5/8/2009 点击数:4658

金九与我的姨父刘振东

(许文霞)

(原载中国社科院《当代韩国》2008年6月号)

………………………………

(姨父刘振东,1908—卒年不详)

   数年前,沈宁先生(国民党文胆陶希圣之外孙)在北美《世界日报》“上下古今”撰过一文,介绍大韩民国建国元勋金九,在中国浙江嘉兴展开抗日复国独立运动的曲折经历,很引起我的关注。因为我的姨父刘振东(1908——卒年不详),也是韩国独立运动中的重要一员,且长期追随金九,还是金九的贴身侍医。姨父一生传奇,命运跌宕,最后又在北韩离奇失踪,致使南韩政府始终无法对他盖棺定论。最近几年,情况已有转折,南韩历史和社会学家锲而不舍,挖掘史料,起出了刘振东,使他慢慢复苏。2008年春时逢姨父百年诞辰,曾草就一文,发表于中国社科院《当代韩国》(节略本),以表追念。转眼已是2009年春夏之交,决定网上刊出完整本。


一.领袖金九与韩国独立运动


   先略述一下姨夫所追随的领袖金九,以及当年所处韩国独立运动的大革命背景。

(金九,1876-1949)

   金九(1876—1949),字白凡,朝鲜黄海道人,1918年来华,1927年在上海任韩国临时政府最高领导“国务领”,1939年在重庆任韩国临时政府主席,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韩竟选第一任民选总统,1949年在汉城(今首尔)遇刺身亡。金九其人,个性独特,理念超俗,蹲过大牢,受过酷刑,铸就英雄度量,浑身是胆。
 
   历数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曾存有四大体系,一在中国,二在俄罗斯,三在美洲(美国和墨西哥等国),四在韩国。其中尤以中国境内金九领导的独立运动最为著名和壮观。金九秉承的独立理念有别于他系,在于不依附任何国家,即使得到避难国(中国)的经济资助,也恪守完全独立自主的复国方针,这在他生前立下的誓言《我的愿望》中坦露无余:“大韩的完全自主独立;不独立,宁为故国之鬼魂”。故金九在韩国威望极高,更被尊为“独立运动之父”。上世纪七十年代,汉城建有一座《白凡纪念馆》,并由其子,现已87岁的金信将军亲任馆长。       

(尹奉吉义士,1932年)

   1932年,金九在上海领导了韩人尹奉吉义士虹口公园刺杀日驻沪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事件后,声名鵲起,也震惊了日本当局,悬赏60万,全力追捕。与此同时,日寇还威胁法租界开方便之门,越界大肆追捕韩人。为何缠上法租界呢?因为朝鲜沦陷于日本后,1919年3月爆发了“三.一”反日大起义,举国要求独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顺势而生,同年在中国上海宣告成立,府址即设于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普庆里4号,界内多韩人走动。尹奉吉刺杀事件发生时,中日两国尚未交恶,韩国临时政府无法立足,不得不转入地下。
        
   当然,中国当局也并非没有是非观,而是想有作为而不可作为,有一件事足以说明:在尹奉吉之前,金九就曾派遣李奉昌义士到日本暗杀天皇,可惜功败垂成,李奉昌成仁。事后不少国民党报纸均刊登过刺杀不遂消息,标题用得最多的是“韩人李奉昌狙击日天皇不中”。中国国民党机关报(《青岛民国日报》)更以头号标题报道《韩人李奉昌狙击日天皇不幸不中》。这“不中”和“不幸不中”,即道尽了中国当局的新闻尺度、道德取向和措词无奈。特别是“不幸不中”四字,还引惹麻烦,招来日方袭击并破坏了报馆。形势险恶,金九在上海东躲西藏,行踪时有暴露可能,幸好与旅居上海的美国人费吾生(Dr. Fitch)接上关系,才获相救,不然中国南京政府已准备驾机前来营救了。金九一行四人搬进费家二楼,并以此为据点,传递指令,继续抵抗运动。这位费先生,其父是美国牧师,生前也曾全力支助韩国独立运动。孰料这次金九的藏匿地点又暴露了,费家四周布满侦探。费先生于是安排金九与费夫人假扮夫妻,自己亲驾汽车,送抵火车站,让金九投奔费先生好友——浙江嘉兴褚辅成(辛亥革命元老,曾任浙江省长)去也,时为 1934年。到1936年为止,金九与临时政府成员,基本上是在嘉兴避难,居无定所。出于安全考虑,金九还一度住在南湖划船女朱爱宝的船上,随船飘荡,对外则自称海南岛人。

   金九在嘉兴的行踪,不幸被日本宪警发觉而再度遭到通缉,于是复逃亡,颠沛流离,到过南京、广州、长沙、柳州、贵阳等地,直到1939年抵达重庆后才得安定,从这以后,我姨父的命运便与金九紧密相连,住也住在一起。

   金九抵重庆后,蒋介石把韩国临时政府安排在郊外綦江,自然诸多不便,大半年后才迁到市区,还前后换了四个地方:杨柳街,石板街,和平路吴师爷巷1号,以及七星岗莲花池38号。韩国临时政府每次搬家,均因日寇重庆大轰炸,文件衣物损失相当惨重。七星岗旧址,今已成了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陈列馆、中韩友谊的桥梁,每年到访的韩国政要、学者、民间人士,独立运动后代、络绎不绝。


二.姨父既是医生,也是职业革命家

(姨父刘振东,1908—卒年不详)

   姨父刘振东,字光波,号仙庵,1908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南道。1909年日本占领韩国,随祖父合全家亡命中国东北临江,成了“他们没有祖国”一族。姨父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遗下他和弟弟刘平波。在吉林永吉,姨父完成了小学和中学学业。据姨母回忆,姨父就读吉林毓文中学时,曾与金日成(北韩领袖)同窗,她还见到姨父与金日成的合影。金日成亦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在吉林从事抗日运动时,支持者中有爱国少年刘振东。那时的东北,聚集了大批朝鲜人,其中不乏毋忘屈辱,出钱出力的抗日志士,这批人颇有见地、当年即有计划地为祖国光复培育人才。在读小学和中学时,早慧的姨父已知道祖国正在遭受屈辱,人小志高,盟生了救国情怀,并在白狂云将军和梁起铎先生手下,从事革命活动,协助朝鲜独立义勇队宣传报道。1927年姨父中学毕业,即得到东北朝鲜独立义勇队负责人张基础帮助,被送到上海读大学。

   到了上海,姨父先入吴淞镇中德合办国立同济大学分校,修读了两年德文。1929年秋,他又正式进入同济大学本部医科,主攻内科和肺病,学制五年。1934年毕业,获M. D学历,继而在同济附属医院实习两年。姨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学成后精通中、韩、德文,英语亦佳。当时结核病正肆虐中国,姨父所攻肺科,是社会急需专业。他后来担任多重要职,其中之一,是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肺科医师。在重庆,大家一般称他为“刘振东医学博士”。姨父的业余爱好是音乐、闲暇时,喜欢在菜园里栽培蔬果和其它农作物。

   大学期间,姨父加入了安昌浩领导的“兴士团”,同时亦追随金九,并与李泰环等学人组织过“上海韩人学友会”,研究抗日学问,从事反日复国学生运动。1932年尹奉吉虹口公园刺杀事件,我姨父事前就知道了。尹义士原住外地,此时专为刺杀而来上海,在虹口一家菜市场以卖菜作掩护,磨蹭溜达,伺机动手。像绝大多数韩国血性男儿一样,他根本不惧怕死亡,即使遭遇不幸,也认为是奔赴快乐之路。行刺前,他与金九详细研究了行动步骤,事成后名震中外,吓得日本人如无头苍蝇般缉查幕后指使者,大捕韩人。我姨父也在追捕名单之列,于是跑到同济大学分校的宿舍里躲了起来,一躲就是两个月。

   当时已有多名学生被捕下牢,安昌浩,张宪根、金德根等独立运动资深成员也遭抓捕。金九为了免伤无辜,决定公开,包揽责任。声明由韩人严恒燮起草,费太太翻译,通过英国《路透社》向全球发布,承认1932年两起事件(李奉昌和尹奉吉刺杀案)系他金九指示所为,我姨父才得以重新露面。由于革命斗争需要,姨父既会治病,也会使枪,能文能武,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

   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交战,形势丕变,姨父由韩国临时政府出资,派往江西庐山,任江西牯岭肺科疗养院院长。江西沦陷后,姨父来到湖北宜昌,加入当地普济医院和牯岭肺科疗养院分院。后闻金九到了重庆,金九老母患病。金九又是出名的孝子,为让领袖无后顾之忧,1939年姨父与前妻姜暎波来到重庆,与之会合,担当起照顾金九老母(1939年去世)的重任。


三.姨父母结合,金九主持婚礼


  1938年,我姨母(黄芳)十七岁,湖北宜昌初中毕业,因战乱无法上学,经人介绍,到刘振东医院当了名护士,跟着他参加抗日医疗救护队工作,后随医院迁到四川万县,1939年又随刘振东抵达重庆。很长一个时期,姨母并不知道刘振东是韩国人。

 (欢送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右三金九,右二刘振东,重庆,1939)

  此时,刘振东与前妻感情转淡,两人已呈分居状态,与我姨母日久生情最后走在一起。因刘振东关系,姨母也卷入了韩国独立运动,经常尾随刘振东出入莲花池38号,在那里结识了韩国独立运动内阁元老。当时姨父在重庆市中区大樑子(今新华路)强华医院内自设诊所,并名“强华诊所”。“强华”既是行医之地,也是韩人活动据点之一。不久,诊所内发生了一件非常事件,韩国临时政府决定让姨父母结合。1940年4月8号,姨父母在重庆皇后饭店举行婚礼,规模盛大,宾客云集。婚礼由金九主席主持,临时政府许多要员到场,有赵素昂(外交部长)、严大卫(宣传部长)、李始荣(财务部长,后任大韩民国第一任民选副总统),李青天(光复军总司令),车利锡(光复军军需处长)等。

   姨母回忆,他们婚后居于重庆临江门一栋小楼房内,金九主席住楼上。他们包揽了金九主席所有衣、食、住、行,姨父还成了金九的贴身侍医。后因市区轰炸厉害,姨父搬至南岸孙家花园鹅公堡一土墙院内,金九和其子金仁、金信同住,彼此亲密无间,形同家人。姨父又在黄角埡南山新设立了“南山肺科疗养院”,内安置了十几张病床,由姨母与其他几位负责护理。我大姨妈随后也进院作了帮手,刘振东手把手教会了她全套医疗技术,她后来成了一名厂医。因有“强华”和“南山”两家诊所,姨父的行医收入颇为富裕,凭着韩国人的良心,他把所得大部分收入,都支助给了当时困难的韩国独立运动。姨父还在重庆土桥韩人村设立医务室,义务给韩人治病。姨母印象中的金九,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文笔高雅,平易近人,威望亦高,一直得到中国政府多方面关照和帮助。

   我姨母在湖北宜昌家中居老幺,上有二姐一哥,按长幼序列,即我的大姨妈,大舅和我母亲。我母亲比姨母大两岁,在宜昌初中毕业后,也因轰炸失学而茫然不知所措,曾在普济医院当过护士,不过不喜欢这份工作,一听说中学校长范淑芬去了长寿,便跑到长寿,续读高中。她在长寿期间,刘振东铁定每个月汇一百元,我母亲为此终生感恩在心。1942年母亲高中毕业后来重庆找工作,进大同乐会当了名文员,于是将姨父介绍与我父亲(许如辉)认识,这样父亲与金九也熟悉起来。我父亲是位音乐家,当时在重庆主持大同乐会乐务工作,兼任大同乐会国乐难童教养院院长,由于学校设在南岸土桥,招有男女学生30人,每周有好几天要去教学,学校距姨父家不远,于是常顺便去孙家花园看望金九。姨父与金九都很喜欢音乐,父亲便带些乐器去自娱自乐。有一次父亲特地带了两件大同乐会自制的乐器,一件是古埙,一件是古篪。金九端详了这稀奇古怪的仿古乐器后,顿生好奇,父亲解释了一通,还当场吹奏了几曲。我父亲精通中国乐器百余种,他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位复活吹埙的演奏家,在上海经常舞台表演、电台演奏,他的吹埙功力可不是一般的,早在1929年上海《申报》介绍大同乐会时,就有所报道:“ 許君中氣特足,吹塤並不費力,上口即能發最高音,按塤,篪二器最不易吹,音樂家常望而生畏,今吳,許二君連翩加入,千載絕響之名器,將見復活於世,誠盛事也”。那天临走,父亲把埙和篪送给了金九。不知金九后人可有保存这两件中国乐器极品,或交由韩国保存,或已藏入国家博物馆了,果真如此,诚为中韩两国音乐交流之幸事也!1944年,韩国三。一九纪念会,在重庆曹家庵16号文化会堂举办,约二百多人与会,金九是大会主席,这也是我父亲接洽的场地。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王晓籁(大同乐会乐务主任),经我父亲介绍认识了姨父和金九,后来王晓籁还在他主持的四海酒家宴请了大家一次。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已大为逆转,英美等盟军已节节取胜,席间,王晓籁向金九表示韩国一旦光复,中韩开始通商,他愿意打头阵,到韩国经商。

   韩国独立运动和临时政府是从事的正义事业,所以得到中国朝野一致同情、承认和支持,国民政府按月拨款外,重庆时期更推行全面合作,展开抗日运动,学生运动、文化运动和军事运动。举凡韩国临时政府有重要活动,如国庆节,国府陈立夫,中共董必武等都会参加。下面的照片,是1942年重庆举行韩国独立宣言二十四周年纪念来宾的题名,当时题在一幅丝绸面上:

 (韩国独立宣言二十四周年纪念,来宾题名,重庆,1942年)

   从题名中可以辩出,国共两党及不少文化人均有出席。国民政府方面人员最多,有孙科(请人代为出席)、潘公展、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顾维钧、朱家骅、王世杰、黄少谷等;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民主人士也没缺席,邓初民、刘清扬榜上有名;文化界人士素来热心,陶行知、王芸生、卜少夫等,是与会者之一;另外还有不少用外语签署的外国人。

   韩国独立运动广受各国各方各界关注,研究这段历史者遍及全球,尤以韩、中学者兴趣最浓。金九、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研究学者一致认为:在重庆的6年,是韩国临时政府最辉煌的6年。


四.姨父任临时政府议员、光复军军医处长


   姨父在韩国独立运动中曾任多重要职:1940年9月任韩国光复军司令部上校军医处长;1942年10月任大韩民国第三十四届临时议政员议员;1943年任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肺科医师;以及韩国独立党中央执行委员,临时政府宣传部编译委员,议政院美洲议员,在华韩人保健委员会委员长等。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领袖制订国策国政,对外交流,宣传翻译,并以肺科医生之长,肩负在华韩人健康医疗保健工作,以及金九的贴身侍医。

   由于特效药奇缺,肺病在当时属于顽疾,加上重庆潮湿多雨,更令结咳病患者雪上加霜,韩人中就有80余人被夺去性命,金九长子金仁也因肺病而于1941年去世。姨父的医务工作是甚为吃重的,行医外,他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独立运动,他的领导艺术、组织能力、均首屈一指,他于大韩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45年)致美洲革命志士的亲笔长信,亦已发现,内写道: 

(刘振东致美洲革命志士的亲笔信,重庆,1945年12月7日)

“现在本国(韩国)内之同志,因倭敌压迫关系,势难进行表面工作,而在远东自由中国之同事,与在盟国本部营美国之同志,须知将来不久,盟军占领日本本土及登陆吾国疆土之时,应及时预先组织吾国先锋部队,呼应内地同志,消灭日军,而获立自由政权,其正如盟军占领法国时,巴黎内地军协助盟军而消灭德军相似之组织。在本国在海外,全以知识分子、科学家所构成之团体故也。安岛山先生曾常言:‘民族大业’担当之时期,方到来也歟!”

   姨父被委任为军医处长的光复军,是韩国临时政府属下的重要机构:

(光复军成立大会,第一排左4李青天,左5金九,第三排左3刘振东,重庆,1940)

   韩国人刚烈倔强,吃苦耐劳,敢作敢为,在日寇奴役,国不成国的情况下,无计可施,暗杀活动便成了唯一手段,最著名的是安重根、李奉昌和尹奉吉刺杀案。相比前仆后继的参与者数量,大多数的暗杀成功机率并不高,韩人于是开始反思:杀了日天皇,又出来个日天皇怎么办?况且连个区区文武官员都难暗杀,在这种考量下,重庆韩国临时政府开始谋求整合,建立军队。

   1940年9月,金九主持,韩国光复军在重庆嘉陵宾馆成立,总司令是李青天,参谋长李范奭(念“石”),下设参谋、副官、政训、军法、管理、军需、军医七处,刘振东任第七处军医处处长,军衔上校。军医处下设三位军医:刘振东兼医务主任、另为林义铎和严和根。金九在宣言中说,光复军将同中国军队一道为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战斗。并从训练武官开始。

  1942年5月15日,中国军事委员会将“韩国光复军”和1938年在武汉成立的“朝鲜义勇队”合并统称为“韩国光复军”,交由临时政府直接统辖,国民党则派遣军政干部予以指导。光复军隶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直接掌握,军费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拨出。除少数支队深入西安、安徽、印缅前线外,其余“光复军”配合中国军队,实行五项任务:(1)、打入敌寇军队,煽动韩籍士兵;(2)、与朝鲜本土和旅外朝侨联络;(3)、招收朝籍有志青年,予以训练;(4)、在朝鲜本土及敌寇军队中散播复国运动文告;(5)、觅取情报。 具体来说,就是利用通晓日语的优势,从事书写标语、对敌广播喊话等瓦解敌军、审讯敌军俘虏、以及破译敌军密码等工作。此外,金九还与美国配合,训练光复军精锐部队,潜入韩国,与日寇作本土抗争。

  由于1945年日本投降,金九来不及开辟国内战场,光复军即光荣解散。

     

五.抗战结束,姨父随金九回韩


    1945年8月5号,日本投降,韩国临时政府官员决定回国,顺势将临时政府移交与韩国新政权。

    1945年10月下旬,重庆各界举行各种仪式,欢送临时政府回国。蒋介石宋美龄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邀请了党政各界200余人以欢送,并致词,祝中韩两国国运昌隆。中国共产党本部周恩来、董必武也为韩国临时政府全体委员举办了欢送宴会。11月5号,中国政府提供了包机,送别金九一行。为了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登机前夕发表了《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拨借政时、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     

  

(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回国合影,第二排右一刘振东,重庆, 1945年冬)

   事前金九提供了29人登机名单,中国政府为此备了两架专机。姨父与金九同机。当时只有临时政府内阁成员和独立运动人士才能先期回国,随机并运走了载有临时政府重要档案的公文皮箱,计十来箱。家属暂不随行,但临时政府预先给每位家属,所有韩侨,发放了回国的飞机票或船票,从这件事来看,韩国这个民族,处事还真有人情味。飞机当日(1945年11月5日)飞抵上海,全体成员入住扬子饭店。由于美国插手,金九一行在上海住了近二十天,主要与美国协商,以什么身份回韩。稍后中国政府又分批将一些韩人及其家眷送回韩国。刘振东之弟刘平波及眷属,就是第二批走的。姨母与三个孩子仍留在重庆。

   逗留上海期间,金九一行发觉祖国局势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抗战结束之前,苏联军队已控制了北韩地区。胜利后,美国控制了南韩地区。最后苏美两国在板门店签订协定,以北纬38度为分割线,把大韩国切成了两块,面积相等,实施南北分治,苏美托管了。苏联选择的是金日成,美国中意的是李承晚。此时,美国已在南韩(汉城)建立了军政府,不容金九等员以临时政府名义回国了,而只能以个人名义返国,不然不能回韩。别无他法,金九只能同意,于1945年11月23日率14位内阁成员和随从,包括刘振东,在上海转搭美国飞机赴韩。


六.姨父独返中国,金九韩国遇刺

      
   抵达韩国汉城后,金九先是住在西大门友人崔昌学家,后搬到京桥庄,我姨父和其弟就住在他家隔壁,负责看护,其余国务委员则入住韩美大饭店。

   国外独立运动成员相继回国,加上原来国内的革命斗士,观点和处事方式不同,互不服气,派系和党系斗争甚为激烈。加上局势动荡,秩序很乱,姨父敏锐地感到留在汉城不行,于是与弟弟商量,准备暂时退出政坛,并经金九主席同意离开韩国,1946年从釜山坐渔船回到上海,观望时局发展。

   在汉城,金九日渐感到局势难以掌控,也盟生了退出政坛的念头。此时美国其实已选择了李承晚,他原来是北美地区(美国)韩国独立运动的负责人,倾向于美国式民主。而金九是民族主义者,不主张韩国成为任何大国的附庸国,再加上南北韩由美国和苏联托管后,分歧四起,国家象个火药库,随时有爆发内战的可能。1948年4月,金九跨过三八线,赴平壤(北韩)参加南北协商会议,并与金日成会唔,5月5日回来后再次努力,呼吁举行包括北韩在内的全韩选举,成立联合政府,并表示没有北韩参加,自己就不参加总统大选,从此退出政坛。
       
   在美国的支持下,1948年5月10日,南韩如期举行了大选,在金九缺选的情况下,李承晚胜出,就任大韩民国第一任民选大总统,副总统是出席过姨父母婚礼的原韩国临时政府财务部长李始荣。1949年元月,美国正式承认了南韩(韩国)。关于这段选举史,沈宁先生的叙述是有误的,金九不是韩国第一任民选总统的当选者。金九隐退后,一直住在汉城西大门崔昌学私宅内读书自娱,不料敌对势力仍没有放过他。1949年6月26日,金九在汉城京桥庄遭暴徒陆军少尉安斗熙手枪狙击,不幸殒命,享年74岁。据金信将军后来撰文,安斗熙是亲日派系的人。


 

(汉城为金九举行国民葬,1949/7/5)

   金九突然遇刺,大韩举国震惊,1949年7月5日,汉城为他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国民葬,遗体下葬于孝昌公园。

   金九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生前已一一记载于他的自传体图书《白凡逸志》中,1994年中国大陆已翻译出版了此书,并由十分敬仰金九的季羡林教授作序。关于金九传奇一生的电视制作,也在筹划之中。


七.姨父携家眷赴北韩,两年后离奇失踪


   姨父刘振东一到上海,便去找我父亲许如辉。父亲原来是明星影片公司的作曲,抗战爆发去的重庆,1945年底回到上海,人脉充沛,此时正在国泰影片公司助好友徐欣夫(原明星影片公司导演,1949年去了台湾)筹拍新片《吕四娘》,担任作曲。父亲在上海南京西路高尚区为刘振东找了家诊所,可惜地段高雅业务不佳,只开业大半年就关闭了。 父亲又介绍姨父进虹口塘沽路上的上海市参议会任医药顾问,发予聘书,凡有会议就到。参议会医药顾问之职终究不能发挥所长,姨父最后应朋友之邀去了南京。

   姨母是1946年底,接到刘振东上海来信,得知他回华和在当地行医的消息。1948年4月,刘振东从南京动身,赴重庆接来了姨母和子女。同年,刘振东之弟刘平波不幸患腥红热病故。1950年,刘振东受雇于南京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内科主治医生。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东北不少朝鲜人来宁向姨父了解韩国临时政府在华活动情况,姨父一一作答。南京公安局外事办人员也时常来姨父家串门聊天,一夕之间,在他们言语中,韩国临时政府的从政经历,成了姨父极为负面的历史问题;公安干警还向他宣布,安昌浩的“兴士团”是反动组织,他既然参加过“兴士团”,无疑就是反动组织成员。对这些结论,姨父以过来之人,当然不会苟同,怒不可遏,未免顶撞起来。有碍于刘振东的韩裔身份,南京有关部门也没对他太过无理,再说当时还不时兴打人,只是让他写了一大堆交代材料。可叹韩国独立运动可歌可泣的史诗般经历,后来还成了南京红十字医院无辜辞退姨父的理由。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也,北京的周恩来董必武当年不是与我们并肩战斗过的么?韩国临时政府怎么成不革命组织了呢?为此,姨父的心情是极为郁闷和沮丧的。姨母也改行了,进了南京一家会计学校攻读。

   由于心灵长期折磨,拖累了姨父的健康,直走下坡。姨父当年在重庆能开两家诊所的豪情不再,再说政策上也不允许私人开业了,取消私有制、公私合营的锣鼓正满社会地敲得欢天喜地。无业加上有病,组织完全撒手不管刘振东倒也不至于,每月发给他二十元救济金,诚然,这笔钱是连糊口也不够的,全家基本靠变卖家产度日。

   1956年,中国与北韩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南韩则被视作敌对国家,消息彻底封锁。南京公安局外事办又登门来了,这次是劝喻姨父恢复朝鲜籍算了,姨父尊命到公安局办了手续。此年金日成发布了“人民经济五年计划”,并向海外侨民频频招手,欢迎回国参加建设,中国大地也同时掀起了赴朝风,姨父又成了动员对象之一,左思右想,穷困撩倒的姨父这次终于想明白了,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不去朝鲜,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生存?当机立断——走人,同年5月,办了护照,带了全家,与众多朝鲜人踏上了去北韩之路。这一去,姨父绝对不会料到,他离开了一个伤心之地,但跌入了一个同样令人心酸的环境……。

   初抵平壌,还觉察不出,姨父母还受到北韩最高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的接见,日子久了,对北韩的认识便愈来愈清晰了,他发觉很多他相识的有地位的人突然一下子失踪了,风声鹤唳,一种不祥之兆掠过脑际,他对姨母说:“我今后也会走这条路的,日子不会好过,我的命运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

      姨父一家担惊受怕地生活在北韩,即如所料,不久厄运便连连袭来。先是姨父多病之身,又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这也是在重庆得的病根,当时因医务工作太过忙碌,他时常夜不归家,就地躺在潮湿的黄角埡南山诊所里。“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免疫功能变差的姨父,已成百病易入者。鉴于姨父的身份,北韩政府把他送到咸镜北道朱乙疗养院疗养,姨母进了该院工作,与三位精通汉语的医护人员共事。朱乙疗养院,其实是一种住家形式的疗养院,方圆数里,景致秀丽,姨父在家中若感不适,即通知医生上门。

   1959年底,刘振东在“朱乙”疗养期间,突然接到平壤中央医院的通知,让他去治疗心脏病,此时的他已卧床不起了,于是由一位姜姓医生护送,去了平壤。去后,我姨母仅收到姨父一封来信,寥寥数语,叫她放心,并说有专门厨师伺候,此后就消息全无。姨母几度提出要去看他,不被当局允许。

   过后不久,一伙全副武装的人员,突然冲进姨母家中,态度极为恶劣,强行抄家,拿走了数本像册,包括刘振东与金日成在吉林省毓文中学的合影,韩国流亡政府在中国的珍贵照片,和姨夫母的私人照片……。

   姨母感到一切太过蹊跷,于是跑到平壤,去中央医院探问刘振东下落,被拒之门外。两子当时在平壤中国华侨高中念书,也曾去有关部门打听父亲消息,结果被当局用绳子捆绑回来,以至一儿精神失常。刘振东失踪后,有关方面多次动员姨母加入朝鲜籍,但她不为心动,于是改为在生活上卡她们一家,冬天不配燃料,平日不配足口粮,姨母仍不屈服,与孩子们结伴上山,砍柴取暖,吃玉米、乔麦糊充饥,以维持生命。

   几年过去了,种种迹象表明,姨父在北韩离奇失踪,其实是被清洗掉了,否则怎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呢?否则北韩政府对姨父的下落,怎么不给个正面说法呢?

   料定姨父不可能生还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姨母盟生了回国的念头。当时没有其它路,只有偷渡一条路。1963年2月底,勇敢的姨母率众子女离开了“朱乙”,她们搭乘了8,9个小时的火车,沿途闯关,机智地回答了士兵和关防的多次盘问,有好几次差一点就被截回,最紧急关头,她出示中国护照才没事,最后全家来到延边图门江边,趁着江水结冰的机会,与众多中国人偷渡到边境,逃回了中国东北开山屯。收入收容所后,中国边境驻防便开始调查,情况属实,于是被安排到延吉三八旅馆暂住。当时姨母可选择到国内任何城市居住,但她还是选择了重庆。姨母后来进入重庆市中区人民医院工作,直至退休。刘振东之子刘秀同多次表示,中国政府对他们回国后的生活,始终很关心和照顾,他很感激。

   1993年,金九之子金信将军曾去重庆看望过姨母一家。


八.南韩学者追踪,姨父贡献重提


   日伪期间的韩国亲日派,大发国难财,后来富可敌国,三代无忧;而从事独立运动的当时人和后代,绝大部分贫困异常,为改变这种不公正现象,韩国民间呼声强烈。最近几年,政府开始大动作,逐一清查和没收亲日派的不义之财,国家报勋处则加速寻找独立运动人士和后代,还邀请独立运动研究者,如汉城大学韩诗俊教授等,参与国家审查和勋格确认。韩诗俊学生时代的博士论文,就是谈的韩国光复军,如今已成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权威,今年4月,他将再度来华,参加韩国独立运动纪念活动。此外韩国政府还负责资助,按月给独立运动人士发放保偿金,三代内受惠。安昌浩领导的“兴士团”,曾让姨父背上黑锅,当然不是什么“反动组织”,韩国官方早已认可,属“抵抗运动”革命团体。去年,韩国获悉中国旅顺某旧监狱将拆迁,不惜代价,派员到当地寻找安重根遗骸,因为1909年安重根在旅顺刺杀日本驻韩统监伊藤博文未遂,次年被日处以絞刑,就地埋葬在监狱附近。总之,韩国政府的系列做法,顺乎潮流,公平公正,颇得民心。

   刘振东之弟刘平波,1988年就以“金九贴身警卫队副队长”,获建国勋章中的“爱国章” ,他的遗孀已90高龄,目前与子女在韩国生活。前面提到的赵素昂,因被虏去北韩,也受过调查,弄清死因后,于1989年获颁最高勋格奖“大韩民国章”。

   刘振东因1957年去了北韩,又下落不明,所以南韩政府迟迟没有授勋与他。但他实在个重要人物(临时政府议员,独立党执行委员,光复军上校军医处长,金九的侍医),研究金九或韩国独立运动,刘振东无法绕开。民间组织、南韩学者和记者,是不断挖掘刘振东的群体之一,他们钻入史料,追踪事件,采访当时人,证明刘振东是清白的。这里不得不提上一笔,多亏金九当年回国时,把十几箱“韩国独立运动”档案带回汉城,南韩政府又把这批珍贵文物全部向社会公开,加速了研究的进程,也使“韩国独立运动”研究走向了全球。这方面中国是需要向韩国学习的,档案资料至今不能全部公开,保密加封锁,使中国抗日战争全貌究竟如何,也还是个迷。2004年,刘振东的故事上了南韩影响很大的《韩民族》报,他的遭遇得到韩国民众的普遍同情,韩国KBS2(国家最大的电视台)和EBS(教育台),专程到重庆采访了姨父的后人,播放后反响更大。姨母和后人也一直为姨父正名而不懈努力,不断地提供材料。从向韩国国家报勋处提出申请到最后批准,前后化了14年。

   南韩政府办事效率极高,颇仔细,讲原则,也很人性化。在审查刘振东授勋资格的同时,其子刘秀同已于2005年受邀访问韩国,在国会大厦受到国会议长金元基的亲切接见。

 

( 韩国议长金元基接见刘振东之子刘秀同,汉城国会大厦,2005/8/15)


   经长期调查后,刘振东问题终于有了结论,韩国国家肯定了刘振东为祖国独立所作贡献,2007年,由国家出面,隆重授勋。


九.追颁爱国勋章,总统签署嘉奖


    2007年8月15日,由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总理韩德洙,签署嘉奖予“韩国独立运动”功臣刘振东。嘉奖分勋章和勋章证书两件。下为勋章证书:

 

(刘振东勋章证书,建国勋章——爱国奖)

 

 建国勋章——爱国章

(第3346号勋章证)

     故刘振东,鉴于此位对大韩民国的自主独立以建国功劳,根据大韩民国宪法规定,追授以下勋章“建国勋章——爱国章”。

                  2007年8月15日

                  大总统       卢武铉
                  国务总理     韩德洙
     
                  此证将记载于建国勋章簿,
          

                      行政自治部长官   朴明载

 


   2007年10月25日,卢武铉总统签署的刘振东受勋证书连同勋章,由韩国驻成都总领事金一斗先生转交,刘振东后人到成都受勋。受勋后,韩国政府允诺,刘振东后人可选择回到母国居住.。后人表示,无论住在哪里,此生都将为中韩世代友谊作出贡献;后人还发誓,有一天能去北韩,定要把父亲的骨灰找回来。  

  

(韩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金一斗,向刘振东之子刘秀同颁发勋章,成都,2007年10月25日)      


   韩国建国勋章共分五个勋格,分别是大韩民国章、大统领章、独立章,爱国章和爱族章。刘振东获得的是五章中的第四“章”(爱国章),这显然与他的功绩还有距离,韩国独立运动人士,金九之子金信和学者认为,他至少应获“独立章”或更高级别的“章”。作为后人虽有些遗憾,但也高兴接受。韩国独立纪念馆里已陈列有很多刘振东的照片和资料,但馆内竖立得与真人一般高度的临时政府42要员蜡像群,还没有刘振东一尊。我想,刘振东既已复苏,恢复历史全貌还需要时间,相信会有这么一天。
      
    2008年4月13日,是韩国临时政府成立89周年纪念日,一支24人韩国代表团来中国重庆参加纪念活动,其中有多位年逾90的老人,是独立运动成员,曾与刘振东并肩战斗。刘振东后人与会,高兴地与父亲的战友合影:左一为韩国光复军第3支队长金祐铨,左三为金九贴身警卫队队长尹庆彬,左七是韩国光复军成员石根荣,其余三人为刘振东亲属:

(刘振东后人与其父战友,韩国临时政府成立89周年纪念会,重庆,2008/4月/13日)

韩国举国上下,十分崇敬艰苦卓绝的“独立运动”及成员,2008年8月大韩民国举办
建国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国家报勋处事前向海外发出邀请,刘秀同作为中国重庆“韩国独立运动”唯一后人代表,接获邀请并如期到会。韩国的民族主义精神特别高涨,在韩逗留期间,国家报勋处特地给每位独立运动人士或后代,准备了一条挂件,上面写有“独立人士”的名字,所到之处,韩国民众都以崇敬和敬仰之心待之,十分肃然起敬,街头小贩,则纷纷主动降价销售。

    2008年8月15日,韩国总统李明博与夫人在首都青瓦台(总统府),设午宴招待了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以及韩国国内的独立运动代表团,并在欢宴致词中宣布和承诺,政府将支助所有定居韩国、但生活拮据的独立运动后人完成大学学业。下面是李明博夫妇宴请后与大家的合影:

(前排居中韩国总统李明博夫妇,左三刘振东之子刘秀同,左七金九之孙、国家报勋处处长金扬)

    可惜我姨母未能等到这一天,她已于1997年病逝重庆。

………………


   史实来源与参考文献:

     1、刘振东遗稿。
     2、刘振东之妻黄芳遗稿。
     3、许如辉遗稿。
     4、刘振东之子刘秀同口述。
     5、金九著,宣德五、张民惠译:《白凡逸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北京,中国,1994年6月。
     6、秋宪树编:《韩国独立运动》,延世大学校出版部,汉城,韩国,1971年4月。
     7、《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国独立纪念馆编,汉城,韩国,1995年8月。
     8、韩诗俊:《韩国光复军研究》,一潮阁出版社,汉城,韩国,1993年12月。

(原载《当代韩国》2008年6月,全文将入《大同乐会在重庆——从郑觐文到郑玉荪许如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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