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破陪都夜空的一颗耀眼流星 【大同乐会在重庆】 —— 从郑觐文到郑玉荪许如辉    （许文霞 著）    第一章 ——  引言：研究现状 ………… （民国音乐家郑觐文、郑玉荪 许如辉）      大同乐会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民族音乐团体，1918年成立于上海，创始人是国乐大师郑觐文；1935年郑觐文病逝，乐会陷入无序状态；1937年抗战爆发，郑觐文之子郑玉荪负责迁往陪都重庆；1940年许如辉追随先师、在重庆接任了乐务总干事工作；1946年春，大同乐会在重庆最终结束——这就是大同乐会时间简史，横跨民国29年。【1】  若从特征、体制来分析，大同乐会前无借鉴，后无效仿，独树一帜，以整理国乐为己任的宏大目标下，开拓出乐会的理念、宗旨、组织、规模、内涵、活动等成套纲领，完全与众不同。大同乐会对国家所作音乐贡献，及在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绝非以演奏为主体的民乐团体可相提并论。      大同乐会在上海时期的活动，无论口述、还是笔谈，近几十年来尚受到中国音乐界关注和追捧；而大同乐会在重庆时期的史料挖掘、成果研究，则乏善可陈了。由于长期来“谈重庆色变”，加上当事人郑玉荪和许如辉生前不能说，也不能辩，致使音乐界根本未掌握：大同乐会在重庆与在上海时期一样，也完全是在民国高层关注下进行着的有组织、有规模的音乐活动。大同乐会在重庆既溶入大后方的抗战音乐活动，又承担着极了不起的国家音乐基础工作。然则，对迄今尚无很大声响的“大同乐会在重庆”研究现状细分，不难看出存有如下几种观点：（1），是郑玉荪许如辉在重庆零星的个人音乐活动；（2），期待更多史料出土，一探大同乐会在重庆究竟是“恢复”还是“重建”？若是“重建”，则郑、许两人的音乐活动，与上海大同乐会无关；（3），没有充分掌握史料的前提下，或听信讹传，就匆下结论：“1940年大同乐会便如流星般消失”，全然否认其时有“重庆大同乐会”这么一个实体存在。这样不客观的文字，还出现在近年难得一见的“重评郑觐文”的一篇客观文章中；（4），对“大同乐会在重庆”滥评、恶评，对大同乐会最后不幸解体，讽喻嘲笑、兴灾乐祸。上述观点，摘登如下：　     “大同乐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迁移至重庆，活动不多’” 【2】      “1937年……，郑玉荪将大同乐会的牌子以及某些资料携往重庆。1938年2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专辑）第４版中刊登了以下消息：大同乐会征求队员……。因此，郑玉荪虽然没有沿用大同乐会，但是运用类似大同乐会重庆分会的大同音乐会抗日流动宣传队的称号。至此，大同乐会已名存实亡。1940年，大同乐会便如流星一般在社会的上空彻底消失了。 ” 【3】      “上海大同乐会在八.一三抗战后不久，就公开登报公告结束，并摘下了会牌。留在上海的老会员们，无法继续活动，对此颇有意见，而郑玉荪等人另起炉灶组织的“重庆大同乐会”，与“上海大同乐会“并无直接联系。” 【4】      “卫仲乐赴美期间，郑觐文之子郑玉荪，瞒着大同乐会其他会员，私自携去大同乐会的牌子，并登报申请‘大同乐会’已赴内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尽管郑玉荪鼓吹‘复员’，但大同乐会终久无术还魂。”    【5】       总之，对“大同乐会在重庆”是一片不屑、苛责声。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史料掌握不足；此外，缺乏抢救意识，对湮没或行将湮没的音乐界人物不重视，也是症结所在。这样的局面如果长此以往下去，恐怕“中国音乐史研究”仍会行驶在偏离的航道上，每过十年，就要“遗憾”一番。     大音希声、敢讲真话、唯一对“大同乐会在重庆”持肯定态度的，是原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演奏员、88岁高龄的郑体思。郑先生以亲历亲见，兼史料佐证，在海峡两岸两次撰文，肯定大同乐会在重庆，赞扬大同乐会在重庆。郑先生指出：“当时重庆的会员们为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国乐艺术，是有其贡献的”【6】； “大同乐会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大同乐会所创造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在乐队建设、乐器制造等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在中西乐器、乐队的协调配合演出等方面也开创了新局面。在创作新曲、古乐翻新和对抗日宣传、鼓舞士气、坚持抗战到底的必胜信念等方面，重庆大同乐会做得更为出色和显著”。 【7】      作为当事人之一，重庆时期任乐务总干事的父亲许如辉，又是怎么看待“大同乐会在重庆”的呢？很明确，他是把重庆时期的活动归结为大同乐会一部分的。他的手稿中多次记有“大同乐会在重庆”7个字，紧随这7字之后，是掷地有声的32字结论：      “重庆大同乐会是上海大同乐会的继续，前者是郑觐文，后者是郑玉荪和我两人。” 　                                                     （许如辉手稿，1968年2月26日）      父亲晚年一直为恢复大同乐会应有历史地位而仗义执言，他要推翻几十年来强加于“重庆大同乐会”是“反动团体”的荒谬结论。他的呼吁场合，包括上海政协、民主党派、所在单位等。音乐界本属最重要的场合，因“人微言轻”，及音乐界本身堡垒深严，他的声音根本不足以传递进去。于是，父亲禀报上海政协，准备撰写《我与大同乐会》回忆录存世。全书将写20万字，不止重庆，他要从上海郑觐文写起……。我父亲是有足够资本写大同乐会的，他1925年就在上海入会了，是当时年纪最小的会员，他历经了大同乐会从上海波及到重庆的各个鼎盛时期。 （许如辉准备写《我与大同乐会》所收集的资料之一，哈同花园全景图考）    1985春，父亲付诸行动，腋下挟一只黑色公文包，足登一双黑绒布面的便鞋，从虹口住家启程，“上穷碧绿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最远处去了上海西区徐家汇藏书楼，开始了《我与大同乐会》的写作。当年资料开放有限，写作进程十分艰巨。父亲手稿中透露，他打算以传记文学的形式，一切围绕郑觐文展开、并从郑觐文进上海南京西路哈同花园( 50年代改名中苏友好大厦)任古乐教师一刻写起。为此，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上世纪30年代爱俪园（哈同花园）的全景图考，悉心收集爱俪园主人哈同、爱俪园私校（仓圣明智）校长罗迦陵（哈同夫人）、以及爱俪园大管家姬觉弥（又名姬佛陀）的照片。这些人物，我父亲是非常熟悉的；他与哈同、姬觉弥都见过面的。是哪股动力，驱使父亲许如辉晚年对自己的作品将会失传而满不在乎，不去整理，不去编号，而在一个并不讨巧的时代，一往情深地去写民国大同乐会？我思索良久，最后只有一种解释能说服自己：他是真正读懂“大同乐会”的，也认准了大同乐会非凡的音乐文化价值，他要把大同乐会的珍贵史料加上自己的心得体会，记下来，留下来，传给后代。      不堪回想的是，父亲是在极其恶劣的心境和环境下，着手《我与大同乐会》的写作。“壮志未酬身先卒”，庞大的写作计划，终因大环境形势太差，父亲贫病交加、过早去世而夭折……。上海市政协最后只收到他呈送的一篇有关大同的文章：《王晓籁与大同乐会》(另一篇是《上海市参议院、上海市图书馆合办“虹口图书馆”解放前后纪实 》)。就在这数千字的短文里，父亲以入微的观察、细腻的笔触，回忆了1926年某日内的大同乐会——上海嵩山路36号内——会堂的陈设、乐器的布局、墙上的挂饰、郑觐文的起居习惯、初识王晓籁的经过，以及他参与的胜利唱片公司灌制大同乐会７人合奏《春江花月夜》的细节……。      长期来，对重庆大同乐会的抱怨和不满，大量落在郑玉荪身上。      比照古时，即有白帝城刘备托孤的感人故事。如果对郑觐文高山仰止，无限景慕，为什么对郑觐文之子郑玉荪如此不敬，耿耿于怀？郑玉荪做了什么坏事，60年来要受“千夫所指”？纷纷扬扬的“把上海大同乐会牌子摘下来”的鲁莽形象，成了郑玉荪留给众人的唯一印象！与郑玉荪缘铿一面，凭道听途说，据以讹传讹，把他视为一个搅局者，这符合历史事实吗? 否也。      作为国乐大师郑觐文的长子，郑玉荪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对其父音乐理念是极为了解的。郑玉荪学的是商科，但国学功底深厚；虽供职淮河水利局，但私底下最愿做之事，是追随其父，辅佐其父，研究音乐。郑玉荪资职非浅，20年代已任上海大同乐会事务总干事，他曾亲赴外地，选择木料，制作乐器……。当时中国的乐器是不定音的，郑玉荪希望能制作出标准化的乐器，以与国际接轨。他把自己在“导淮委员会”的薪津余额，全数贴给了大同乐会。郑玉荪会七弦琴，精通乐理，编写过高质量的乐理教材、讲义，从事过乐理教学，撰写过箫笛制作法图书。这样一位为人敦厚、毫无城府、沉默寡言、踏实苦干、为国家音乐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却备受了几十年的指责。不为他说几句公道话，与心何忍？ 【8】      郑觐文病危，郑玉荪郑同荪两子思想准备完全不足。他们分从导淮委员会所在地江苏清江和原籍江阴，星夜兼程，守候在侧，束然无策。 郑觐文殁于1935年2月24日丑时（晨1时零5分），享年64岁，郑玉荪始料不及，悲伤不已。因为10天前，郑觐文还在病榻上接待了来自湖南省研究古乐的代表；那天他还嘱咐郑玉荪编好乐理、乐制、乐器等教材，速寄湖南省政府以恢复礼制音乐而用。郑觐文下葬后，郑玉荪痛心疾首、写下了泣血碑文，其父音乐事业无以为继的焦虑心迹，辨明无异：      呜呼！不孝等为衣食所驱，四方分散，素失侍奉，又不好学，无以继承先业，诚万死不足以赎罪。痛思府君，志在光大中华民族精神，尽力整理 国乐事业，已有相当成绩。当此中央提倡旧道德，推行新生活之际，正拟 为国效力，而天不假年，未及目睹成功，天乎痛哉．谨就平日庭训，历年 遗迹，略述大概，伏求当世君子，锡以像赞，或铭诔，子孙世世感且不朽。                                        棘人郑玉荪，郑同荪泣血稽颡谨述。 【9】      1935年郑觐文去世，上海大同乐会的凝聚力就消解了。同年5月，郑觐文公祭仪式在上海黄浦剧场对面的贵州路湖社举办，我父亲记忆中是黄炎培主祭。父亲出席公祭、参与奏乐、送别恩师后，就很少参加上海大同乐会的活动，因时年任职明星影片公司作曲、兼营子夜乐会国乐团，忙得不亦乐乎，稍后大同乐会摘牌事端，亦不清楚。      抗战胜利，父亲和郑玉荪相继从重庆回到上海。留在上海的原大同乐会会员，对他们视同陌路，不瞅不理。1949年后，当一些成员被重点培养，父亲和郑玉荪虽出身贫寒，根正苗红，但此时已彻底被抛向一边，弃之如敝屣，在“劝君莫奏前朝曲”、蜚短流长、南北夹攻的形势下，大气也不敢出地沉寂了几十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大同乐会在重庆”这段极有光彩的音乐史，也就这样被从未到过重庆的人士舆论一律，早早地“盖棺定论”了。      作为郑觐文的后人，郑玉荪是否有权处理郑觐文遗下的事务？况且他自20年代起就是上海大同乐会的事务总干事！郑玉荪显然对上海大同乐会的运行现状不满而摘牌。再则，打着大同乐会的旗帜，开几场个人演奏音乐会，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利？是否真正代表大同精神？大同乐会的宗旨又是什么？下面章节将提到，从民国揭密档案中可看出，政府是有意把大同乐会迁往了战时陪都重庆。特别是，当后郑觐文时代来临之际，郑玉荪为什么舍其他会员不用，而“草庐三顾”，非要许如辉出来主理大同乐会(重庆)乐务工作？郑玉荪心中是有尺码的：这个人必须崇拜恩师、抛却私念、为人忠诚、业务全面，有奉献精神、行动多过口水、对郑觐文音乐思想是真正了解的，也知道大同乐会究竟应对社会作出什么贡献。没有人比郑玉荪更了解其父的苦心孤诣了：“整理中国古乐，制造标准乐器，造就国乐人才”，他要找准一位继承人，来担当大同乐会将面临的浩繁的乐务工作。而我的父亲许如辉，正是一位守得住郑觐文底线的一个人。父亲手稿中，多次提到大同乐会的最高宗旨，事实上他正是一位吃透大同乐会的最高宗旨的人，并能按照最高宗旨，展开“大同乐会在重庆“的全部活动：   　　      “重庆大同乐会的性质是业余性质，主要目的是整理我国古今民族乐器和试制古今民族乐器，把过去上海大同乐会大套复制古今乐器的经验，加以整理，加以推广。同时还希望把过去的‘古典乐器’进行翻译工作，这些打算，这些愿望，也开始做了一些，但后来因敌机空袭频繁，经费困难，没有能够全部实现。”                  （许如辉手稿，1968年8月24日，7月15日）      正因为笔者接触到的史料（含许如辉手稿）与中国音乐界的结论完全相反，才痛下决心，还“大同乐会在重庆”的本来面目。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云：“历史上许多大事，都是由傻子做成的”，在阅读和整理“大同乐会在重庆”史料时，我对傅先生所言感受极深：郑玉荪与许如辉，不正是傅斯年笔下的“傻子”吗？ 也只有这样的“傻子”，焕发出一种“傻子精神”，才使中国民族乐派音乐曾攀上很高的台阶。大同乐会精神，至今不灭！      “大同乐会在重庆”因史料繁多，事件复杂，斟酌决定，以年份先后为序，择重大事件而述，以便中国音乐史家作进一步研究：   【大同乐会在重庆】（1940-1946）大事记     1、1940年冬，郑玉荪许如辉在重庆商议大同乐会复会事宜。    2、1941年3月，大同乐会第一次理事会召开，于右任、陈果夫等出席，作出多项决议。郑玉荪、许如辉列席。    3、1941年3月到10月，成都乐器制造工厂成立，制成乐器分送军营。    4、1941年11月，大同乐会第二次理事会召开，陈立夫等出席，作出多项决议。郑玉荪、许如辉列席。    5、1941年9月至1942年1月，在报刊和城内各处刊登和张贴征求会员广告。    6、1942年年2月至5月，大同乐会举办国乐训练班 (郑玉荪教乐理, 许如辉教乐器，教材自编) 。    7、1941年10月，中国国乐团即开展活动，同年11月陈立夫倡议正式成立，团长许如辉，1942年12月26日公开对外演出。　　    8、1942年6, 7月，《国家典礼乐章》完成，作曲：许如辉，至少公开试奏3次。    9、1941年春，大同乐会国乐难童教养院前身——训练班成立；1942年9月，大同乐会难童国乐教养院正式成立，院长许如辉。    10、1942年12月，大同译谱出版社出版《国剧玉堂春》剧谱，许如辉作序，石峰擬制。    11、1943年元月，大同乐器制造工厂筹备成立。    12、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大同乐会连续数日，至灵堂奏哀乐；稍后，许如辉为电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纪录片》作曲。    13、约1944年，大同乐谱印刷工厂筹备成立。    14、1944年元月，话剧《董小宛》上演，编剧冒舒湮，导演袁丛美，作曲许如辉，大同乐会伴奏。 　15、1945年2月，大同剧社成立。    16、1945年5月1日，乐剧《木兰从军》公演，编剧作曲：许如辉。    17、1945年10月8日，接张治中请柬，许如辉代表大同乐会，出席“国共重庆谈判”千人告别宴会。 　18、1945年底，抗战胜利，陈果夫函商，拟将大同乐会迁回上海；许如辉携陈果夫亲笔函先行回沪。    19、1946年2月，郑玉荪随“导淮委员会”包船回南京。    20、1946年春，大同乐会在重庆我母亲手中结束。        【参考文献】：     【1】、 许如辉手稿。除专门列出的外，凡文中所引所提，均有文字存世。     【2】、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页61。      【3】、 林晨：“昌明国乐，希求大同：重评郑觐文”，《音乐文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页105-106。      【4】、郑体思：“重庆大同乐会”，《北市国乐》，台湾台北市立国乐团主编，第111期，1995年9月。      【5】、 陈正生：“民族音乐家卫仲乐先生”，易闻网，2002年8月9日，http://www.ewen.cc/music/bkview.asp?bkid=23128&cid=39034 。      【6】、同 【4】。      【7】、郑体思：“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中国音乐年鉴。2003》，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编，北京，2006年3月出版，页316。         【8】、 许文霞：“中国民族音乐家郑玉荪”，载【作曲家许如辉纪念网】，2004年12月9日首发。【寒夜闻柝】网“大同乐会”栏目同藏。     【9】、郑玉荪、郑同荪：＂先严觐文府君行述节略＂，《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十》（卞孝宣、唐文权编），北京团结出版社，北京，1995年，页 714-716。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郑裕彤）图书馆收藏。    (本章将收入【中国音乐年鉴】（2007年度卷）       ————————————————    【相关阅读】：      。 许文霞：【大同乐会在重庆】总目      。【大同乐会在重庆】后日起连载       。【大同乐会在重庆——从郑觐文到郑玉荪许如辉】即将发布      。 郑体思：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