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破陪都夜空的一颗耀眼流星 【大同乐会在重庆】 —— 从郑觐文到郑玉荪许如辉    （许文霞 著）   第三章 于右任等出席 大同乐会召开理事会 ……………………… （民国音乐家郑觐文、郑玉荪、许如辉）      大同乐会迁渝后不久，理事会就恢复了，并增添了不少新理事。许如辉手稿所言“理事会议”已非孤证，后来不断解密的民国档案完全可予以佐证。 （重庆大同乐会理事于右任，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网图）      大同乐会迁渝后的第一次理事会， 于1941年3月18日下午5 时，在重庆交通银行准时召开。出席的理事有于右任、孔祥熙 (由宋美齡的私人秘书汪日章代为出席)、许世英、陈其采、陈果夫、 陈立夫(郑颖荪代)、杜月笙、钱新之(蔡仁抱代)、 王晓籁、潘公展(王晓籁代)10位，实际到席9位。      郑玉荪和许如辉列席了这次理事会。此后每次理事会议，郑、许均列席。      会议主席是王晓籁，记录是许如辉。 （民国档案：重庆大同乐会第一次理事会，1941年3月18日)        首先全体肃立，由王晓籁恭读总理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读毕，王晓籁作会务报告。      这是一次承先启后的会议，一次缅怀上海大同乐会成就的会议，一次商议重庆大同乐会如何继承和发展的会议。会前准备得很充分；会上提出的大同复兴计划，许如辉手稿中提及是他制订的 。而举足轻重的多位民国高层，此刻从繁忙的政务中抽身，来此正襟危坐，共商中国音乐的前途，说明大同乐会在重庆复会，意义非凡。由于国乐大师郑觐文之子郑玉荪在座，原大同乐会老会员许如辉在场，上海大同乐会理事许世英、杜月笙等名士见证，加上王晓籁原来就是上海大同乐会会务主任，因此本次会议对上海大同乐会所作回顾，恢复的是一种历史本貌；本次会议对大同乐会何年成立，宗旨与举措，迁渝原因等等解说，完全可视为历史定论。 王晓籁报告内容如下： 　　      大同乐会发起于民国七年，由音乐家郑觐文先生所创办，素以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制造标准乐器为主要工作。迨民国十九年始成立理事会于上 海，推李石曾、潘公展、郑觐文及晓籁等为常务理事，晓籁兼会务主任， 郑觐文兼乐务主任。造成中国乐器样品一百六十余种，并组织五十余人之东方大乐队，时常招待外宾，宣扬中国固有文化，成绩卓著。八．一三 后，会务无形停顿，且恐被敌伪方面压迫利用，经公展先生函商在渝理事，将本会迁设重庆，均蒙函复赞同。晓籁因公到渝，商同公展先生，定 于三月十四日下午召集理事会议，后因空隙关系延会，改定本日（十八日）下午五时举行。      接着，王晓籁阐述了重庆大同乐会应迅速展开的工作，包括征求会员，制造乐器，选拔难童，训练乐队，设立乐器工厂等。从王晓籁的报告可见，重庆大同乐会无一不是延续上海大同乐会的精神在办事，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音乐团体，而是面向全国，引领社会、统筹本土音乐发展的中国国乐基地：      今后本会拟根据历来经验，在社会方面服务，有助民训工作之推进。进一步征求会员，集中力量一面制造乐器，训练乐工，供给社会采用，籍收事半功倍之效。今已得赈济委员会许委员长同意，先行选拨难童六十名，为一班训练乐队，并实习制造乐器，每半年添设一班，二年以后分发各地，教练乐队，设立乐器工厂，并准拨款二万元，制造应用乐器，购备材料，从速开始训练，在实际方面求国乐事业之继续发展。拟由乐会再呈请教育部拨款二万元，又由理事会筹募二万元，共六万元，制造大批社会上通行之管弦簧击等类乐器，俾军队学校，民训机关，民间乐团，均可得到适用之中国器乐。　      文化和音乐，从来就密不可分。“君子思不出其位”，与会的理事，虽非音乐通才，却是儒学硕彦，凭藉各自对传统文化的独特见识，直入腹地，为国乐号脉，探国乐本质。      陈果夫 (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校长，曾任中央组织部长) 会上提出，“整理中国乐器应有详细算音方法。”      郑玉荪作了“制造管弦乐器之配音方法”的发言。      许世英 (又名许静仁，时任赈济委员会主任) 接着提议：“制造中国乐器应尽量保存原来形式，订正律制，需保存古代十二律之名称，不要用洋文字以期易于社会普及。”      杜月笙提议：“应多聘理事，藉以增厚力量。”      陈蔼士 (又名陈其采，陈果夫、陈立夫的叔叔) 建议：“增聘音乐专家为大同乐会理事，切实研究整理国乐之方法。”      会议决定加聘顾一樵 (顾毓琇, 教育部政务次长)、郑颖荪 (国立礼乐馆馆长)、胡彦久 (重庆国立音乐院秘书)、竺鸣涛 (军委会办公厅高级参谋)， 康心如 (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为新理事。并推定陈蔼士、许静仁、 潘公展、顾毓琇和郑颖荪五人，审查所有议案。      上述提议，全部获得通过。  (民国档案：大同乐会工作程序草案，1941年3月18日)        会上还提交了“大同乐会工作程序草案”，拟分三步推进发展：      第一步：1，择定几种社会上最通行的乐器，根据乐理规定配音方法，以助音乐教育工作，并逐步制造全副乐器样品。2，在(战时) 保育院里设立制造乐器职业训练班，增加乐器制造人员，开办训练班，以便组成音乐队。 3，制造大批军笛供童子军和军队之用。 4，用中国乐器试编国乐和声曲，以供中西音乐家研究新中国音乐作曲方法之参考，希望全国音乐界在同一线上求进步。5，接受文艺家新作抗建歌词，试代制谱。 6，翻译满蒙回藏及缅越乐曲。      第二步：1，设立乐器工场正式营业。 2，扩充制造乐器训练班，在各处分设工场，供给全国应用。 3，成立编辑部和职业音乐队。      第三步：1，成立研究室聘请专家整理古曲。2，成立国内考察团，采集地方音乐、歌剧、歌曲，以备整理。3，成立国际考察团，游历各国，交换中西音乐艺术，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世界大同。 　      细读大同乐会“三部曲”的复兴草案，实感慨不已！壮大国乐，挟民族特色而游历各国，藉交流而沟通中西音乐艺术。大同乐会确非一般演奏团体，它推出了复兴国乐的全盘计划，要成为集“制造、编曲、整理、教学、辅导、研究、交流、演出”于一体的庞大音乐团体；它还要兼顾抗战、支持军队、服务社会；它更是立足大同，心系全国，放眼世界的中国民族音乐团体。      此时此刻，大同乐会理事们关起门来讨论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大同乐会本身，而是探索中国国乐的发展方向，中国音乐的基本建设。从这些来自高层的理事们所关注的议题来看，民国政府振兴国乐的思路，绝非雕虫小技式的，而是有整套设想和规划，最后归入“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世界大同”，这种思路无疑是极为正确的。在战时的非常时刻，民国政府把振兴中国国乐的基地，放在重庆大同乐会。而此时此刻，正是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民族乐派音乐大发展时期，倘若当时顺着大同乐会制订的目标发展，三步规划付诸实现，中国民族乐派早就建立、添列于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了。      第一次理事会开了2个小时，没有半点酬酢、虚悬、奢谈余地，而是紧凑、细微、直奔主题。会议多项重大决定记录在案，全部入档，日后监察执行。 原来民国高层议事会是这样开的。　      3天后 ，1941年3月21日重庆《中央日报》发布了一条简短消息：“上海大同乐会日前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议，由总干事郑玉荪研究制造管弦乐器之配音方法……”。 理事会高层人士的发言，具体实施计划，并未见诸报端，此后也从未见诸报端，他们只在幕后默默无闻地献计献策，制订总纲。而代表大同乐会在重庆公开出面，具体实干者，只是郑玉荪和许如辉两人。数年前我采访重庆大同乐会会员刘志坚老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凝聚了庞大民国高层人士的理事会的存在。      其实，第一次理事会召开之前，潘公展和王晓籁已在重庆中二路纪明坊三号，设立了大同乐会办事处。“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没有乐器，什么都是空谈，理事会后，许世英领衔的赈济委员会，如期拨出了乐器制造经费两万元。郑玉荪和许如辉立即按照议案，筹划乐器制造工场，最后在成都找到一处地方，两人成都重庆来回奔波，选择工匠、采办材料、监制督造。      1938年2月到1942年8月，是史称“重庆大轰炸”的非常时期。日寇西进贵州后，难以逾越四川蜀道，于是改以飞机整日密集狂轰烂炸，以摧毁国人抗日意志。西南武汉、成都、重庆，均成为日寇投扔炸弹的倒霉城市。大同乐会在成都制作乐器，正赶上“重庆大轰炸”，郑玉荪和许如辉往返成渝之间，困难可想而知。 1941年11月，距第一次理事会决议8个月后，乐器全部完工，计40余种，4千余件，大部分是军队急需的笛子。这批乐器运回重庆后，均藏于乡间，以避空袭。重庆多的是石头和山洞，乐器安然无恙。第一阶段制造乐器任务圆满完成后，成都工场即被关闭。郑玉荪和许如辉从成都带回了两位手艺较好的制作技工，安置在大同乐会，其中一位后来成了土桥难童国乐教养院的乐工。随后大同乐会又在重庆本部和万县设厂，继续乐器制造。      1941年11月20日下午3时，距第一次会议9个月后，大同乐会召开了迁渝第二次理事会。这次会议假重庆市中区中央图书馆召开，出席的理事有6位：陈立夫(教育部长)、郑颖荪、黄伯度(总统府副秘书长)、潘公展、王晓籁和顾毓琇。郑玉荪和许如辉列席。王晓籁任会议主席，许如辉记录。 (民国档案：重庆大同乐会第二次理事会，1941年11月20日)        会议检视了第一次理事会各项动议的实施情况，尤其汇报了成都乐器工场进展情况，肯定了成绩。王晓籁代表大同乐会，作了第二次理事会常务理事报告，中心是制造标准中国乐器和会务进展情况：      本会曾于本年三月十八日，举行移渝后第一次理事会议，公展晓籁即根据议定方针，开始筹备，在此八九个月中，以制造乐器为重要工作，兹将经过情形，报告如下。      我国乐器原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自满蒙回藏合并为一，又添虺、茄、鬃、贝、韦五类，共十三大类，互相配合，变化繁多，各有妙音，故除整理旧有乐器外，苟能再求发展，前途未可限量。      本会此次所造乐器，根据议定方针，先行整理社会上流行之乐器，使其发音各有标准，则音律制度便可统一，对于音乐教育较易推进，一方面希望于短时期内，集中国内有演奏技能者，均能就地联络机关学校学术团体，用适宜之音乐歌曲，协助国家，办理宣传民训工作，籍增抗建力量。 本会造成之各类乐器，凡四十余种，足敷组织五个音乐团体之用。关于订正音律问题者，有排箫及子母相生管二种，各十余副，备供大众研究。关于辅助教育问题者，有童子军笛五种，计四千支，备供各学校采用。关于训练难童及会员练习所用者，（１）金类乐器有云锣一种，计二副，可与丝竹等器合配，其余金属乐器甚多，非普通乐器所需要，俟将来整理中国军乐及典礼音乐时，再行研究制造。（２）石类乐器之编磐，原料采于安徽灵璧县，暂时无法采办，但本会有编磐二副，存于上海。（３）丝类乐器有瑟、箜篌、阮、双清、低胡、忽雷各五只，琵琶十只，二胡四十只（忽雷二胡亦属虺类）。（４）竹类乐器有燕箫、燕笛二种，各五十支，虽系通俗乐器，而坊间寔无可用之出品，本会应预备供大众采用，又有竹制十二调合乐箫，十二调昆曲笛，各十二种，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交办之乐器，至国乐进步时，应废除燕制箫笛，而代以新制箫笛。（５）匏类乐器之笙竽二种，音色美妙，练习便利，亦为重要通俗乐器，惟坊间制簧方法不合，最易损坏，几乎用二次修一次，殊感不便，本会现正预备制簧材料及机械，不久可望成功。（６）土类乐器有埙嘂二种，各一百件，音色浑厚，而社会无习用者，因设法提倡。（７）草类乐器甚多，应于整理军乐时，与金类乐器同时研究制造。（８）木类乐器如柷、敔、拍板等，大抵为乐章乐曲节奏所用，将来逐步制造。（９）其他虺、茄、鬃、贝、韦各类乐器，有在制造中者，有待购办材料者，现在本会不求乐器种类之多，惟求合乎音律，适于寔用，能使整理国乐事业，逐步得到效果，以上为制造乐器之经过情形。      制造乐器为一种筹备工作，本会整理国乐之业务，亦应照原定程序从速推进，关于训练难童造就音乐职业人材一节，业已拟具计划，及概算，送请赈济委员会审核办理，关于征求会员，组织业余乐队，为国家服务一节，亦已商准新运总会，及青年会，借用练习场所，一俟曲谱有所预备，即可征求会员，开始练习。以上二点，为本会业务之基础，其他编练新曲，供给社会乐器，组织中国军乐队，研究国乐改进方法种种工作，自当会同各主管机关，及文化团体，切寔进行。本会迁渝九个月来，所做工作已如上述，今后工作十分繁重，深望诸公时加指教，共策进行，以匡不逮。（民国档案）      王晓籁宣读的这份报告，十分精到、详细，还兼及上海大同乐会乐器收藏情况，相信具体承办清点乐器者，是郑玉荪和许如辉。从报告阐述所见，9个月内，成都乐器工场共制作了40余种乐器，总数达4千4百多件，其中军笛又占了大部分，有4千多支，后来都分发到军营。除了政府指派任务，为社会提供乐器外，这些乐器亦为大同乐会下一步发展，承担了最基础的建设工作。而征求会员、培养难童、整理国乐、编练新曲，公开演出，乃至成立中国国乐团等等构思和部署，均在郑玉荪许如辉“大同乐会复兴”计划的框架之中。郑、许两人自第一次理事会召开9个月来的成绩，有目共睹。      接着，事务总干事郑玉荪和乐务总干事许如辉在理事会上请议：“会中应用乐器既已告成，筹备工作告一段落，今后自当努力推进会务，而无固定会所应如何办理案。”（决议： 设法借用公有房屋，如无办法租用民房。）      郑玉荪和许如辉再次请议：“此次所造乐器可供5个音乐团体应用，亦已在本市城内借定新运总会及青年会为练习场所，即将广征会员，开始练习。城外方面无法接洽，联系场所应如何办理案。”(决议： 城内外均应设立练习场所，设法接洽。)      郑、许第三次请议：“本会制造乐器经费， 在4月收到赈济委员拨公款万元，到9月底用尽。10月份又收到各理事捐助制造乐器募金4千5百元，仅可维持两个月开支。今后本会分域下乐器工场工资及材料办公等费用，每月至少2千2百元至3千元，应如何筹措案。” (决议：再发函催尚未捐款理事，各助制造乐器基金5百元，以应急需。)      顺便一提，民国政府的审批制度颇严，如需政府拨款，各部门间交叉审查，上下之间层层审查，立案备查，即使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出面，写了大量申请接济信函也无济与事，故郑玉荪整天敲打算盘，列支造册，平衡预算，上报款项运用情况。各理事捐款4千5百元，可推算来自9位理事。      会上，郑玉荪和许如辉又请议：“现在后方需要乐器，本会如能制造出来，确能筹措事业经费之可能，亦已建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代造乐器，分发军营，编组中国军乐队，藉增精神训练之材料，但尚未接到政治部复函，应否再行接洽。”(决议：可设法接洽。)      王晓籁理事提议：“本市各机关团体之设有音乐会者，应接洽合作，藉增进乐教及服务社会之力量。”(决议： 通过。)      陈立夫理事提议：“应从速征求会员2百名，开始练习，编组大规模之国乐队服务社会。本会应援照中华交响乐团之先例，呈请行政院发给经费，组织中国国乐团，以备国家典礼及招待外宾应用。本会曾在上海造成中国乐器160余种，现在仍应如数制造，扩充乐队之组织。” (决议： 通过。)      第二次理事会后, 中国国乐团就宣告成立, 隶属大同乐会，团长是许如辉，他为之专门写了一批乐曲供演奏，同年即开始演出, 后面章节会详谈。会上陈立夫援引的中华交响乐团，是以演奏外国乐曲为主的西洋乐队，1940年年6月6日在重庆成立，团长是吴伯超。陈立夫对此乐团的建设也甚关注。而解读陈立夫此次提议，足见民国政府欲在大同乐会建立国家级的大型国乐团。      会上潘公展理事提议：“加聘谷正纲、黄伯度、洪兰友、吴国桢和包华国为理事。”(决议：通过。)      大同乐会其它理事会的召开细节，尚有待挖掘。下面是许如辉回忆的1944年的一次理事会：      1944年10月，王晓籁在重庆借交通银行举行过一次大同理事会，那天潘公展因病没有到，是王晓籁主持的，我和郑玉荪列席。 到会的有于右任、许世英、陈果夫、陈立夫、钱新之、顾毓琇和王晓籁等。王晓籁在会上汇报重庆大同乐会工作经过，并提出要赈济委员会和教育部支持大同乐会难童教养院，解决给养问题。在这个会上还发给到会的理事每人一套可以肩背的“五音曲笛”，当时笛上刻着C、D、E、F、G。许世英提出：“还是用古律名好， 不要用洋文字母”，大家同意这个意见。 后来就仍用“黄钟”、 “太簇”、“ 姑洗”、“应钟”、“无射”。会议不长， 开了不多久就散会。               （许如辉手稿，1969年元月元日）      会上发给理事们可以肩背的“五音曲笛”，是许如辉和郑玉荪根据图考，绘制试制而成，后面章节会详谈。      写到这里可看出，“大同乐会在重庆”，已不仅仅是郑玉荪和许如辉个人音乐活动的评价问题，而是长期被忽略、但极为重要的民国音乐史该如何书写的重大课题了：民国民众喜好什么音乐？民国政府如何组织音乐活动？民国主流社会提倡何种音乐？民国朝野以什么途径资助音乐团体？民国高层和文化精英持什么音乐观念？民国大同乐会对国家音乐作出什么贡献？抗战非常时期音乐国策是什么？等等。       如果说上至远古雅乐、汉魏六朝、唐宋燕乐、金元宫调，下至明清九宫的24史音乐，属于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须音乐界化大力气整理、总结，那么紧随其后的第25史民国音乐，同样也是不该漠视和回避的瑰宝，它是一脉相承的中华音乐文化的组成部分。      ————————————      （第三章完。2008年6月28日定稿本。本章将入【中国音乐年鉴】2007年卷，）     【相关阅读】：      。 许文霞：【大同乐会在重庆】总目      。【大同乐会在重庆】后日起连载       。【大同乐会在重庆——从郑觐文到郑玉荪许如辉】即将发布      。 郑体思：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