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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于右任等出席 大同乐会理事会(【大同乐会在重庆】)
6/18/2009 点击数:3625

 

 

 划破陪都夜空的一颗耀眼流星

【大同乐会在重庆】

—— 从郑觐文到郑玉荪许如辉

   (许文霞 著)
 

第三章

于右任等出席 大同乐会召开理事会

………………………



(民国音乐家郑觐文、郑玉荪、许如辉)


     大同乐会迁渝后不久,理事会就恢复了,并增添了不少新理事。许如辉手稿所言“理事会议”已非孤证,后来不断解密的民国档案完全可予以佐证。

(重庆大同乐会理事于右任,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网图

     大同乐会迁渝后的第一次理事会, 于1941年3月18日下午5 时,在重庆交通银行准时召开。出席的理事有于右任、孔祥熙 (由宋美齡的私人秘书汪日章代为出席)、许世英、陈其采、陈果夫、 陈立夫(郑颖荪代)、杜月笙、钱新之(蔡仁抱代)、 王晓籁、潘公展(王晓籁代)10位,实际到席9位。

     郑玉荪和许如辉列席了这次理事会。此后每次理事会议,郑、许均列席。

     会议主席是王晓籁,记录是许如辉

(民国档案:重庆大同乐会第一次理事会,1941年3月18日)

 

     首先全体肃立,由王晓籁恭读总理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读毕,王晓籁作会务报告。

     这是一次承先启后的会议,一次缅怀上海大同乐会成就的会议,一次商议重庆大同乐会如何继承和发展的会议。会前准备得很充分;会上提出的大同复兴计划,许如辉手稿中提及是他制订的 。而举足轻重的多位民国高层,此刻从繁忙的政务中抽身,来此正襟危坐,共商中国音乐的前途,说明大同乐会在重庆复会,意义非凡。由于国乐大师郑觐文之子郑玉荪在座,原大同乐会老会员许如辉在场,上海大同乐会理事许世英、杜月笙等名士见证,加上王晓籁原来就是上海大同乐会会务主任,因此本次会议对上海大同乐会所作回顾,恢复的是一种历史本貌;本次会议对大同乐会何年成立,宗旨与举措,迁渝原因等等解说,完全可视为历史定论。

王晓籁报告内容如下:
  
     大同乐会发起于民国七年,由音乐家郑觐文先生所创办,素以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制造标准乐器为主要工作。迨民国十九年始成立理事会于上 海,推李石曾、潘公展、郑觐文及晓籁等为常务理事,晓籁兼会务主任, 郑觐文兼乐务主任。造成中国乐器样品一百六十余种,并组织五十余人之东方大乐队,时常招待外宾,宣扬中国固有文化,成绩卓著。八.一三 后,会务无形停顿,且恐被敌伪方面压迫利用,经公展先生函商在渝理事,将本会迁设重庆,均蒙函复赞同。晓籁因公到渝,商同公展先生,定 于三月十四日下午召集理事会议,后因空隙关系延会,改定本日(十八日)下午五时举行。

     接着,王晓籁阐述了重庆大同乐会应迅速展开的工作,包括征求会员,制造乐器,选拔难童,训练乐队,设立乐器工厂等。从王晓籁的报告可见,重庆大同乐会无一不是延续上海大同乐会的精神在办事,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音乐团体,而是面向全国,引领社会、统筹本土音乐发展的中国国乐基地:

     今后本会拟根据历来经验,在社会方面服务,有助民训工作之推进。进一步征求会员,集中力量一面制造乐器,训练乐工,供给社会采用,籍收事半功倍之效。今已得赈济委员会许委员长同意,先行选拨难童六十名,为一班训练乐队,并实习制造乐器,每半年添设一班,二年以后分发各地,教练乐队,设立乐器工厂,并准拨款二万元,制造应用乐器,购备材料,从速开始训练,在实际方面求国乐事业之继续发展。拟由乐会再呈请教育部拨款二万元,又由理事会筹募二万元,共六万元,制造大批社会上通行之管弦簧击等类乐器,俾军队学校,民训机关,民间乐团,均可得到适用之中国器乐。 

     文化和音乐,从来就密不可分。“君子思不出其位”,与会的理事,虽非音乐通才,却是儒学硕彦,凭藉各自对传统文化的独特见识,直入腹地,为国乐号脉,探国乐本质。

     陈果夫 (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校长,曾任中央组织部长) 会上提出,“整理中国乐器应有详细算音方法。”

     郑玉荪作了“制造管弦乐器之配音方法”的发言。

     许世英 (又名许静仁,时任赈济委员会主任) 接着提议:“制造中国乐器应尽量保存原来形式,订正律制,需保存古代十二律之名称,不要用洋文字以期易于社会普及。”

     杜月笙提议:“应多聘理事,藉以增厚力量。”

     陈蔼士 (又名陈其采,陈果夫、陈立夫的叔叔) 建议:“增聘音乐专家为大同乐会理事,切实研究整理国乐之方法。”

     会议决定加聘顾一樵 (顾毓琇, 教育部政务次长)、郑颖荪 (国立礼乐馆馆长)、胡彦久 (重庆国立音乐院秘书)、竺鸣涛 (军委会办公厅高级参谋), 康心如 (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为新理事。并推定陈蔼士、许静仁、 潘公展、顾毓琇和郑颖荪五人,审查所有议案。

     上述提议,全部获得通过。

 (民国档案:大同乐会工作程序草案,1941年3月18日)

 

     会上还提交了“大同乐会工作程序草案”,拟分三步推进发展:

     第一步:1,择定几种社会上最通行的乐器,根据乐理规定配音方法,以助音乐教育工作,并逐步制造全副乐器样品。2,在(战时) 保育院里设立制造乐器职业训练班,增加乐器制造人员,开办训练班,以便组成音乐队。 3,制造大批军笛供童子军和军队之用。 4,用中国乐器试编国乐和声曲,以供中西音乐家研究新中国音乐作曲方法之参考,希望全国音乐界在同一线上求进步。5,接受文艺家新作抗建歌词,试代制谱。 6,翻译满蒙回藏及缅越乐曲。

     第二步:1,设立乐器工场正式营业。 2,扩充制造乐器训练班,在各处分设工场,供给全国应用。 3,成立编辑部和职业音乐队。

     第三步:1,成立研究室聘请专家整理古曲。2,成立国内考察团,采集地方音乐、歌剧、歌曲,以备整理。3,成立国际考察团,游历各国,交换中西音乐艺术,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世界大同。
 
     细读大同乐会“三部曲”的复兴草案,实感慨不已!壮大国乐,挟民族特色而游历各国,藉交流而沟通中西音乐艺术。大同乐会确非一般演奏团体,它推出了复兴国乐的全盘计划,要成为集“制造、编曲、整理、教学、辅导、研究、交流、演出”于一体的庞大音乐团体;它还要兼顾抗战、支持军队、服务社会;它更是立足大同,心系全国,放眼世界的中国民族音乐团体。

     此时此刻,大同乐会理事们关起门来讨论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大同乐会本身,而是探索中国国乐的发展方向,中国音乐的基本建设。从这些来自高层的理事们所关注的议题来看,民国政府振兴国乐的思路,绝非雕虫小技式的,而是有整套设想和规划,最后归入“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世界大同”,这种思路无疑是极为正确的。在战时的非常时刻,民国政府把振兴中国国乐的基地,放在重庆大同乐会。而此时此刻,正是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民族乐派音乐大发展时期,倘若当时顺着大同乐会制订的目标发展,三步规划付诸实现,中国民族乐派早就建立、添列于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了。

     第一次理事会开了2个小时,没有半点酬酢、虚悬、奢谈余地,而是紧凑、细微、直奔主题。会议多项重大决定记录在案,全部入档,日后监察执行。 原来民国高层议事会是这样开的。 

     3天后 ,1941年3月21日重庆《中央日报》发布了一条简短消息:“上海大同乐会日前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议,由总干事郑玉荪研究制造管弦乐器之配音方法……”。 理事会高层人士的发言,具体实施计划,并未见诸报端,此后也从未见诸报端,他们只在幕后默默无闻地献计献策,制订总纲。而代表大同乐会在重庆公开出面,具体实干者,只是郑玉荪和许如辉两人。数年前我采访重庆大同乐会会员刘志坚老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凝聚了庞大民国高层人士的理事会的存在。

     其实,第一次理事会召开之前,潘公展和王晓籁已在重庆中二路纪明坊三号,设立了大同乐会办事处。“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没有乐器,什么都是空谈,理事会后,许世英领衔的赈济委员会,如期拨出了乐器制造经费两万元。郑玉荪和许如辉立即按照议案,筹划乐器制造工场,最后在成都找到一处地方,两人成都重庆来回奔波,选择工匠、采办材料、监制督造。

     1938年2月到1942年8月,是史称“重庆大轰炸”的非常时期。日寇西进贵州后,难以逾越四川蜀道,于是改以飞机整日密集狂轰烂炸,以摧毁国人抗日意志。西南武汉、成都、重庆,均成为日寇投扔炸弹的倒霉城市。大同乐会在成都制作乐器,正赶上“重庆大轰炸”,郑玉荪和许如辉往返成渝之间,困难可想而知。 1941年11月,距第一次理事会决议8个月后,乐器全部完工,计40余种,4千余件,大部分是军队急需的笛子。这批乐器运回重庆后,均藏于乡间,以避空袭。重庆多的是石头和山洞,乐器安然无恙。第一阶段制造乐器任务圆满完成后,成都工场即被关闭。郑玉荪和许如辉从成都带回了两位手艺较好的制作技工,安置在大同乐会,其中一位后来成了土桥难童国乐教养院的乐工。随后大同乐会又在重庆本部和万县设厂,继续乐器制造。

     1941年11月20日下午3时,距第一次会议9个月后,大同乐会召开了迁渝第二次理事会。这次会议假重庆市中区中央图书馆召开,出席的理事有6位:陈立夫(教育部长)、郑颖荪、黄伯度(总统府副秘书长)、潘公展、王晓籁和顾毓琇。郑玉荪和许如辉列席。王晓籁任会议主席,许如辉记录。

(民国档案:重庆大同乐会第二次理事会,1941年11月20日)

 

     会议检视了第一次理事会各项动议的实施情况,尤其汇报了成都乐器工场进展情况,肯定了成绩。王晓籁代表大同乐会,作了第二次理事会常务理事报告,中心是制造标准中国乐器和会务进展情况:

     本会曾于本年三月十八日,举行移渝后第一次理事会议,公展晓籁即根据议定方针,开始筹备,在此八九个月中,以制造乐器为重要工作,兹将经过情形,报告如下。

     我国乐器原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自满蒙回藏合并为一,又添虺、茄、鬃、贝、韦五类,共十三大类,互相配合,变化繁多,各有妙音,故除整理旧有乐器外,苟能再求发展,前途未可限量。

     本会此次所造乐器,根据议定方针,先行整理社会上流行之乐器,使其发音各有标准,则音律制度便可统一,对于音乐教育较易推进,一方面希望于短时期内,集中国内有演奏技能者,均能就地联络机关学校学术团体,用适宜之音乐歌曲,协助国家,办理宣传民训工作,籍增抗建力量。 本会造成之各类乐器,凡四十余种,足敷组织五个音乐团体之用。关于订正音律问题者,有排箫及子母相生管二种,各十余副,备供大众研究。关于辅助教育问题者,有童子军笛五种,计四千支,备供各学校采用。关于训练难童及会员练习所用者,(1)金类乐器有云锣一种,计二副,可与丝竹等器合配,其余金属乐器甚多,非普通乐器所需要,俟将来整理中国军乐及典礼音乐时,再行研究制造。(2)石类乐器之编磐,原料采于安徽灵璧县,暂时无法采办,但本会有编磐二副,存于上海。(3)丝类乐器有瑟、箜篌、阮、双清、低胡、忽雷各五只,琵琶十只,二胡四十只(忽雷二胡亦属虺类)。(4)竹类乐器有燕箫、燕笛二种,各五十支,虽系通俗乐器,而坊间寔无可用之出品,本会应预备供大众采用,又有竹制十二调合乐箫,十二调昆曲笛,各十二种,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交办之乐器,至国乐进步时,应废除燕制箫笛,而代以新制箫笛。(5)匏类乐器之笙竽二种,音色美妙,练习便利,亦为重要通俗乐器,惟坊间制簧方法不合,最易损坏,几乎用二次修一次,殊感不便,本会现正预备制簧材料及机械,不久可望成功。(6)土类乐器有埙嘂二种,各一百件,音色浑厚,而社会无习用者,因设法提倡。(7)草类乐器甚多,应于整理军乐时,与金类乐器同时研究制造。(8)木类乐器如柷、敔、拍板等,大抵为乐章乐曲节奏所用,将来逐步制造。(9)其他虺、茄、鬃、贝、韦各类乐器,有在制造中者,有待购办材料者,现在本会不求乐器种类之多,惟求合乎音律,适于寔用,能使整理国乐事业,逐步得到效果,以上为制造乐器之经过情形。

     制造乐器为一种筹备工作,本会整理国乐之业务,亦应照原定程序从速推进,关于训练难童造就音乐职业人材一节,业已拟具计划,及概算,送请赈济委员会审核办理,关于征求会员,组织业余乐队,为国家服务一节,亦已商准新运总会,及青年会,借用练习场所,一俟曲谱有所预备,即可征求会员,开始练习。以上二点,为本会业务之基础,其他编练新曲,供给社会乐器,组织中国军乐队,研究国乐改进方法种种工作,自当会同各主管机关,及文化团体,切寔进行。本会迁渝九个月来,所做工作已如上述,今后工作十分繁重,深望诸公时加指教,共策进行,以匡不逮。(民国档案)

     王晓籁宣读的这份报告,十分精到、详细,还兼及上海大同乐会乐器收藏情况,相信具体承办清点乐器者,是郑玉荪和许如辉。从报告阐述所见,9个月内,成都乐器工场共制作了40余种乐器,总数达4千4百多件,其中军笛又占了大部分,有4千多支,后来都分发到军营。除了政府指派任务,为社会提供乐器外,这些乐器亦为大同乐会下一步发展,承担了最基础的建设工作。而征求会员、培养难童、整理国乐、编练新曲,公开演出,乃至成立中国国乐团等等构思和部署,均在郑玉荪许如辉“大同乐会复兴”计划的框架之中。郑、许两人自第一次理事会召开9个月来的成绩,有目共睹。

     接着,事务总干事郑玉荪和乐务总干事许如辉在理事会上请议:“会中应用乐器既已告成,筹备工作告一段落,今后自当努力推进会务,而无固定会所应如何办理案。”(决议: 设法借用公有房屋,如无办法租用民房。)

     郑玉荪和许如辉再次请议:“此次所造乐器可供5个音乐团体应用,亦已在本市城内借定新运总会及青年会为练习场所,即将广征会员,开始练习。城外方面无法接洽,联系场所应如何办理案。”(决议: 城内外均应设立练习场所,设法接洽。)

     郑、许第三次请议:“本会制造乐器经费, 在4月收到赈济委员拨公款万元,到9月底用尽。10月份又收到各理事捐助制造乐器募金4千5百元,仅可维持两个月开支。今后本会分域下乐器工场工资及材料办公等费用,每月至少2千2百元至3千元,应如何筹措案。” (决议:再发函催尚未捐款理事,各助制造乐器基金5百元,以应急需。)

     顺便一提,民国政府的审批制度颇严,如需政府拨款,各部门间交叉审查,上下之间层层审查,立案备查,即使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出面,写了大量申请接济信函也无济与事,故郑玉荪整天敲打算盘,列支造册,平衡预算,上报款项运用情况。各理事捐款4千5百元,可推算来自9位理事。

     会上,郑玉荪和许如辉又请议:“现在后方需要乐器,本会如能制造出来,确能筹措事业经费之可能,亦已建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代造乐器,分发军营,编组中国军乐队,藉增精神训练之材料,但尚未接到政治部复函,应否再行接洽。”(决议:可设法接洽。)

     王晓籁理事提议:“本市各机关团体之设有音乐会者,应接洽合作,藉增进乐教及服务社会之力量。”(决议: 通过。)

     陈立夫理事提议:“应从速征求会员2百名,开始练习,编组大规模之国乐队服务社会。本会应援照中华交响乐团之先例,呈请行政院发给经费,组织中国国乐团,以备国家典礼及招待外宾应用。本会曾在上海造成中国乐器160余种,现在仍应如数制造,扩充乐队之组织。” (决议: 通过。)

     第二次理事会后, 中国国乐团就宣告成立, 隶属大同乐会,团长是许如辉,他为之专门写了一批乐曲供演奏,同年即开始演出, 后面章节会详谈。会上陈立夫援引的中华交响乐团,是以演奏外国乐曲为主的西洋乐队,1940年年6月6日在重庆成立,团长是吴伯超。陈立夫对此乐团的建设也甚关注。而解读陈立夫此次提议,足见民国政府欲在大同乐会建立国家级的大型国乐团。

     会上潘公展理事提议:“加聘谷正纲、黄伯度、洪兰友、吴国桢和包华国为理事。”(决议:通过。)

     大同乐会其它理事会的召开细节,尚有待挖掘。下面是许如辉回忆的1944年的一次理事会:

     1944年10月,王晓籁在重庆借交通银行举行过一次大同理事会,那天潘公展因病没有到,是王晓籁主持的,我和郑玉荪列席。 到会的有于右任、许世英、陈果夫、陈立夫、钱新之、顾毓琇和王晓籁等。王晓籁在会上汇报重庆大同乐会工作经过,并提出要赈济委员会和教育部支持大同乐会难童教养院,解决给养问题。在这个会上还发给到会的理事每人一套可以肩背的“五音曲笛”,当时笛上刻着C、D、E、F、G。许世英提出:“还是用古律名好, 不要用洋文字母”,大家同意这个意见。 后来就仍用“黄钟”、 “太簇”、“ 姑洗”、“应钟”、“无射”。会议不长, 开了不多久就散会。

              (许如辉手稿,1969年元月元日)

     会上发给理事们可以肩背的“五音曲笛”,是许如辉和郑玉荪根据图考,绘制试制而成,后面章节会详谈。

     写到这里可看出,“大同乐会在重庆”,已不仅仅是郑玉荪和许如辉个人音乐活动的评价问题,而是长期被忽略、但极为重要的民国音乐史该如何书写的重大课题了:民国民众喜好什么音乐?民国政府如何组织音乐活动?民国主流社会提倡何种音乐?民国朝野以什么途径资助音乐团体?民国高层和文化精英持什么音乐观念?民国大同乐会对国家音乐作出什么贡献?抗战非常时期音乐国策是什么?等等。

      如果说上至远古雅乐、汉魏六朝、唐宋燕乐、金元宫调,下至明清九宫的24史音乐,属于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须音乐界化大力气整理、总结,那么紧随其后的第25史民国音乐,同样也是不该漠视和回避的瑰宝,它是一脉相承的中华音乐文化的组成部分。

     ————————————

     (第三章完。2008年6月28日定稿本。本章将入【中国音乐年鉴】2007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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