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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乐会在重庆】二、防敌伪胁迫, 大同乐会迁往重庆
7/7/2009 点击数:1463



 

 

 划破陪都夜空的一颗耀眼流星

【大同乐会在重庆】

—— 从郑觐文到郑玉荪许如辉

   (许文霞 著)
 

   第二章

—— 防敌伪胁迫, 大同乐会迁往重庆




(民国音乐家郑觐文、郑玉荪、许如辉)




     1937年8月,郑玉荪在上海毅然摘下大同乐会牌子,准备携往重庆,同时登报声明,大同乐会在上海结束。个中原因,已在民国档案中披露:“为防敌伪胁迫, 大同乐会迁往重庆”。这是抗战爆发,民国政府为保护音乐事业,在音乐界实施的宏大计划之一。父亲许如辉开初并不知情。

     1937年底,父亲与郑玉荪是在日寇炮火的追遂下,分抵的重庆。我父亲是随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秘书——远房舅父钱智修(监察委员)一家四口,从南京郊外启程,乘火车奔赴大后方的。他们从南京撤退的时间是1937年11月下旬。当时在南京的政府机关已搬去一空,日机昼夜狂轰滥炸。钱智修的夫人谢阿娥患上伤寒症病倒在乡间,而伤寒是会传染的,这样钱智修就无法带领全家随监察院机关的包船撤退重庆。谢阿娥拖着病躯之体上路,钱的一双儿女(男孩只有两岁)年龄还小,我父亲帮着舅父,一路照顾着病人和小孩,从南京火车站出发。车到安徽宣城火车站后,又遭遇敌机轰炸,父亲和钱家四口所带衣被全部炸光了,只剩身上一套。他们一行五人,走一段路,搭一段车,住一回家。钱智修沿途靠出示出自己的名片,散一些钱,得到地方小单位的帮助,派到一位员工,找来一张方桌,四脚朝天,让谢阿娥坐在上面,由钱智修、钱的女儿、我父亲和员工、一路抬着跋涉着朝大后方挺进。途经春阳、贵池、抵达安庆,转船顺长江而上,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汉口。在汉口住了几天,大家才添了一些衣物,并联系上监察院的差船。该差船一船一船地接载逗留汉口的员工,父亲与钱家四口于12月底抵达山城重庆,前后走了一个月。由于走得仓促,父亲连我的祖父母也来不及秉告,他以为此行最多就是数月,谁知一去就是八年。郑玉荪则是随导淮委员会撤退到重庆的。父亲和郑玉荪初抵重庆后,同处一个城市,彼此间并不知晓。“江苏大同音乐会抗日流动宣传队”在重庆青年会公演,是1938年2月,重庆《新华日报》发过消息,报章没列主办者名字,我父亲也没有参与此事,他与大同乐会的命运再度连接,已是1940年的冬季。而大同乐会在重庆,不是“另组”,而是“复会”,这在父亲1969元月元日手稿中也有明白记载:

     “1940年冬,我还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工作,原上海大同乐会创办人郑觐文的儿子郑玉荪,来到重庆,他来“电台音乐组”找我,一方面叙叙旧,另一方面,他有个打算,想把上海“大同乐会”在重庆恢复起来,要我协助他一起搞。他要继承“父业”,我要报答“师恩”,就这样在重庆办理“大同乐会”复会的工作。

     上海大同乐会是王晓籁出面的,重庆大同乐会仍然用了王的名义。并经王在重庆又约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一起出面,这样在1941年5月间,用乐务主任王晓籁,事务主任潘公展,乐务总干事许如辉,事务总干事郑玉荪,具备复会文件,向“社会部”和“教育部”分别呈报备案。到了九月间,经社会部批准复会,并刻发“重庆大同乐会”图记木质长方形图章一枚。”

                                           (许如辉手稿,1969年元月元日)

     父亲是经过考试,进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时间是1939年11月,经办人是电台的王者香。父亲在电台的职衔有三项:“音乐组助理、古筝演奏员、兼职作曲”,生活无忧。他回忆,(应是1940年)郑玉荪多次打电话给他,希望恢复大同乐会,但开初他并不允诺,回复说:“现在是战争时期,局势又这么乱”。后来经不住郑玉荪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说,父亲思想开始松动,但仍举棋不定,于是对郑玉荪说:“上海大同乐会是王晓籁出面的,如果要恢复,应该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 而王晓籁当时并不在重庆。

     我父亲继续回忆:不久,重庆报刊登载了一条消息:“国民参议员王晓籁到渝”,郑玉荪喜出望外,于是约了我父亲,一起到交通银行见王晓籁。

     交通银行坐落于重庆市区两路口的坡地上,行长是钱新之,董事之一是王晓籁。 巧得很,钱、王两位,原来就是上海大同乐会理事,王晓籁更是名誉主任,是郑觐文忠贞不二的支持者。王晓籁与郑玉荪其实也早有乐务联系,往来频繁。王晓籁与我父亲则同是浙江嵊州人。王晓籁喜好京昆剧,是上海中华公票友会会长,30年代常粉墨登场,唱唱“黑头(偏重唱工的大花脸)”;我父亲则吹管吹笛,为他伴奏。因此,王、郑、许,三人原来就很熟稔。王晓籁听了大同乐会复会计划后,毫无异议,并建议两人到“国民策进会”去找黄任之。

     黄任之,即黄炎培,是郑觐文生前好友,我父亲与他私下的首次接触,也是30年代上海那次吹埙的晚会上。这次见面,黄炎培也非常支持复会,还表示可以在“国民策进会”里腾出两间房子,供大同乐会使用。这样,支持的人有了,郑玉荪与我父亲开始筹划复会步骤,后来在“国民策进会”(重庆会府曹家庵16号)挂上了“大同乐会”牌匾。与此同时,他们在城内张贴广告,征求会员。乐器除了郑玉荪从上海带来的外,绝大部分是从重庆二手乐器铺里收购而来的旧货。大同乐会自设工场后,乐器才“改朝换代”。开初阶段开支不大,郑玉荪和我父亲把彼此工资投入运作,并借重庆放映所等地练习、演奏。大同乐会日趋繁忙后, 1941年9月父亲辞去了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郑玉荪一直没有脱离“导淮”编制。

     大同乐会在重庆复会,旋被纳入民国政府高层管辖,原因复杂,最重要的有三条:第一,民国政府有意把大同乐会作为弘扬本国音乐的重镇,通过大同乐会宣扬民国音乐主张。由于机构庞大,任务纷繁,重庆大同乐会成为获政府较多资助的社会音乐团体之一,这也是后来落得“国民党经费资助”浑名之原因。第二,是郑觐文上海大同乐会影响力的延续。第三,是王晓籁等一批崇尚国乐的上层人物努力的结果。王晓籁最主要的身份是商人,商界头衔有“上海商会会长,全国商会理事长,交通银行理事,航空委员会董事长,保险公司总经理”等。他的政治资历也不浅:“光复会成员,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民国开国元老”。革命需要银帛,作为长期支持国民革命的大财东,王晓籁成了党内“一言九鼎”式的人物,他又时常离开重庆作私人商务旅行,于是把大同乐会托付给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潘公展的夫人,叫唐冠玉,是位国画家,平日习琵琶,研古琴,醉心国乐。许如辉曾给她讲解过琴曲,介绍过《天韵阁》琴谱。受夫人影响,潘公展也喜欢上了国乐。其实潘公展1930年初就是上海大同乐会理事了,此时已在重庆中二路纪明坊3号着手大同乐会迁渝安排,汇集了来自上海的旧理事,又在重庆发展了一批新理事。1943年,大同乐会重要决策,都在中二路纪明坊3号讨论。到抗战结束时,大同乐会形成了有43位文化精英组成的庞大理事会,献计献策,认购捐款,建设乐会。

     为什么大同乐会能“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深受民国高层重视?  因为大同乐会传递的音乐文化理念,与民国立国精神不谋而合。 民国《国歌》中有“大同”精神:“三民主义, 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民国《国旗歌》中也有“大同”精神:“山川壮丽, 物产丰隆, 炎黄世胄,东亚称雄。毋自暴自弃,毋故步自封, 光我民族,促进大同……。”

     而大同乐会的创始人郑觐文先生,与民国文化精英蔡元培、胡适之、李石曾、许世英等过从甚密,彼此影响;他为乐会定位的音乐思想,吸收了康有为“天下大同”的理念:“今也世界之大通,一切事业胥归大同,音乐为直接自然体,当为一切事业之先导”。 郑觐文对国乐执著,提倡雅乐,要恢复古乐,并制定礼乐,以构建音乐大同境界。“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反之亦然,故充满郑觐文音乐理念的大同乐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注定会与提倡“礼让为国,文化复兴“的民国政府高层和文化精英走在一起,而备受礼遇;这种无比默契、合拍的紧密关系,一直延伸到重庆时期的大同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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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来源】:

     。许如辉手稿

      。钱智修女儿钱孝琪(90余高龄)女士口述,2009年3月4日。

   (第二章完。2008年6月28日定稿本。2009年6月18日修改。本章将入【中国音乐年鉴】2007年卷,)


      【相关阅读】:

     。许文霞:【大同乐会在重庆】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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