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文学大师们排排序

(风之子，2008-0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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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文学的主流意识里，对于现当代文学的主要作家们是有一个大致的排序的，所谓“鲁郭茅巴老曹”，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家。但是，时至今日，如果还用这种标准来看待这些作家的话就显得不合适宜了。退一步，姑且认为这种基本的概括方式没有问题，但概括内容也是大有问题的。时光已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这种概括，显然有很多不合理之处。

   其一，作家排序的标准问题。这种排序在当时更多的是依据这些作家在文坛的地位来进行的，而不是依照作家的文学成就。文坛地位和文学成就存在某种联系，但绝对不可以等同。

   其二，文学成就的评判问题。文学创作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文学评论也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对于文学的权威评论，应该是时间，经过一段时期的过滤，历史的大潮，跌宕尘埃，金子就会发出本来属于它的光泽。因此，半个多世纪过去，这六位作家的文学成就基本现出了原形。

   其三，主流与非主流文学的问题。这六位作家，都是主流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但自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出现的文学流派、诞生的作家、创作的作品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主流文学涵盖整个中国文学，似乎有“以大欺小以偏盖全”之嫌。再者，文学创作也不是人多势众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有的时候，坐“冷板凳”的非主流作家或者说边缘作家们往往能够写出深刻的作品，因为，文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有其自身的规律与标准的。

   正是基于以上的想法，我姑且给现当代文学的大师们也排排序。而我的排序就是：鲁沈曹徐钱老。

   鲁者，鲁迅也。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创作成就是无人能及的。他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还是杰出的散文家、杂文家和研究家。小说方面，《阿Q正传》、《孔已己》等，触及到了中国社会、文化、国民的灵魂，其深度和广度空前绝后；散文方面，《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少年润土》、《社戏》等，可能没有谁的文字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和感染力；杂文方面，《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件小事》等，刀刀见血而又饱含深情，杂文写得辛辣容易，写得深情者能有几人；研究方面，一部《中国小说史》，已经成为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曾经有人说过，真正的天才无所不能，鲁迅算一个吧。

   沈者，沈从文也。真正为新中国文学赢得世界声誉的不是别人，正是沈从文，这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停止了创作的作家。他的那些解放前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时隔三十年以后开始为世界所注目，一部篇幅不长的《边城》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不可多得的精品。甚至，他是无意之中走得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人。人们发现，与鲁迅的犀利和尖锐不同，沈从文用平和、美丽的诗一般的语言，不仅在苦难的社会和人群中发掘美、创造美，也在美的背后展现生命的残酷、野蛮和艰难，在美丽的背后，其实满是伤痛的泪痕。沈从文的小说，几乎达到了与鲁迅小说一样的深度，但却别具另一种风韵。一部《边城》，让后来的小说家们汗颜，因为，直到今天，也还没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

   曹者，曹禺也。作为新中国戏剧第一人，他的《雷雨》成为新中国戏剧史上唯一的经典，无论情节设计、结构安排、人物塑造以及语言的运用，都成为一种深得戏剧真谛的典范。《雷雨》里面的人物，几乎个个都是经典，也就是“典型人物”。有人曾经指责曹禺创作数量太少，可笑，文学是以创作数量取胜还是以质量取胜？有的时候，一个人、一部小说、一首诗、一部戏，足矣。这不仅适用于曹公，也适用于下面还要说到的几位作家。

   徐者，徐志摩也。提起中国的现代诗歌，就是我们这些学习文学的人也已经忘记了很多，唯一可以清晰的映入脑海的，就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多美的意境呀，简直浑然天成。一首《再别康桥》，足以让徐志摩登上硕果寥寥的中国诗歌的顶峰。

   钱者，钱钟书也。这位中国文化泰斗级别的人物，在做学问之余，偶一为之，就写出了另一部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赢得世界声誉的小说《围城》。很有意思，沈从文的《边城》真切地象征着当时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在世界的“边缘地位”，但它美丽、纯净而坚守。而一部《围城》却昭示着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和生存的“危险境地”，“围”者，危也，“围城”者，危城也。它辛辣、绝望而又自省。如果说《边城》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杰出代表，那么，《边城》则开辟了“人文小说”的先河，而且一下子就矗立起那么高的身影，它里面绝妙的语言、绝妙的象征、绝妙的讽刺和绝妙的想象，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奇观。

   老者，老舍也。作为一位政治意识形态非常强烈的作家，老舍在文风上却取得了另一种新的突破，那就是地域性，表现老北京的京腔京韵，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也体现在内容、人物塑造和文化挖掘上。区别于沈从文和钱钟书，老舍是地域文学的杰出代表。当他离开政治稍微远一点的时候，他的创造力同样惊人，《四世同堂》、《离婚》代表其最高成就，在某种意义上，老舍的创作已经和北京融为一体。

   当然，我也还要给原来的那些落选者一个理由先。郭沫若，他实在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作品，最牛的《女神》也是历史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要说最早的诗歌创作者，有胡适、刘半农、沈伊默等，比郭沫若早而且成就都比郭沫若高。至于同时代和后来者，抛开徐志摩不说，艾青、贺敬之、卞之琳等主流诗人那一位不比他强。茅盾，这是一位本不愿当作家的知识分子，他的《子夜》也有受命而作的嫌疑。《子夜》的成功，题材的成功大于作品的成功，社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因为它表现的是当时大家不敢提的民族资本家。《子夜》是想通过民族资本家的命运告诉大家，国民党不能救中国，就是民族资本家、民族工业也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当然，小说的寓意是正确的，但就凭这样一部作品要栖身中国一流作家之列，恐怕担当不起。巴金，这是一位非常真诚的作家，我至今依然认为他的“真”是他创作的最大特色。他的《家》、《春》、《秋》无不激荡着真性情和真情感。但是，对于一流作家来说，这样是远远不够的，巴金的文字缺乏锤炼，过于粗疏了，他也曾提出过“无技巧写作”的说法，但我觉得无技巧本身也是一种技巧，其实很多作家，包括沈从文、钱钟书都达到了这种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深意无限的境界，可惜，巴金没有达到。

   至此，这篇胆大包天的文章已经写完，限于篇幅不能再展开论述。再次声明，这只是我个人观点，以此表达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种总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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