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人进入与越剧提升

三联生活周刊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09日  

　　城市文人进入与越剧提升

　　越剧名角金采风站在本刊记者面前，79岁的老人前些天刚在自己的流派演出纪念会上粉墨登场，创下了演出纪录，不过她告诉本刊记者：“主要还是想对观众表示感谢。”

　　她上世纪60年代出演的《碧玉簪》也是越剧电影中的经典，当时电影导演吴永刚刚摘掉“右派”帽子，很用心地拍摄了这出越剧传统戏，其中一折戏是20分钟金采风的个人表演，在戏剧电影里也创了纪录。金采风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为了拍我一个人唱几段，而不让观众觉得角度单一，专门从殡仪馆借了推车来放摄像机，那样角度灵活多样。”这个新中国成立前拍《神女》的导演功力深厚，不过金采风也厉害，在电影上唱20分钟，观众也不闷。

　　不过这并不是上海文人和越剧的第一次合作，这种合作早在40年代就开始了。

　　金采风新出版的传记的传主是自己和已逝世的丈夫黄沙，书的副题就是“我与黄沙共此生”。丈夫黄沙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副导演，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加入越剧界的大学生之一，“要说新中国成立前就加入越剧圈的海派文人，黄沙很有代表性”。

　　40年代，越剧虽然声名大振，但是，主要还是市民观众支配着越剧的审美，文化阶层很难去欣赏越剧，更不用说加入越剧编导队伍中。“黄沙要不是实在穷困，也不会加入这一行。”金采风笑着说。

　　黄沙是靠亲戚的供给读完了圣约翰大学，“那是一所贵族大学，有钱人家的子弟全部是车接车送，他却常常连肚子都吃不饱，在亲戚家吃饭都不叫佣人添，因为自己添可以乘机多盛一点，在学校，肚子饿的时候，他就去吃包花生米”。吃花生米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和《红楼梦》的编剧徐进是哥们儿，50年代初，两个人都没结婚，常常跑到小酒店吃花生米下酒”。

　　毕业后有钱人家子弟都去了大银行大公司，黄沙找了不少工作。“我看他当过海关的事务员、饭店出纳，还干过推销员，不过都不长，半年到一年的光景，可见很不安定。不过也说明他志不在此，他在大学就爱演爱编话剧，还有个艺名‘马丁’，不过那时候演话剧根本养不活自己，所以他们不少都转移阵地，去了越剧界。特别那时候袁雪芬老师‘慧眼识英雄’，找了不少精通戏剧的大学生。”不过这批大学生进了越剧界，怕亲戚朋友知道，往往改了名字，比如黄沙原名叫黄维光。

　　这批人来到越剧界后，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他们聪明又洋派，懂得人物塑造和角色设计，观点很现代”。这种洋派不仅表现在舞台上，还表现在舞台下，50年代金采风见到黄沙，“我们都叫编剧、导演为先生，不过他和别的先生不同，是很沉稳的帅。天气凉的时候，出入都是一件风衣，逢到刮风下雨，他在黄皮鞋外面穿双黑套鞋，从泥泞的街道上走来，浑身上下也干干净净”。

　　黄沙最早加入的是尹桂芳的剧团，这批洋学生由于热爱戏剧，“做事特别认真，像黄沙导演《梁祝》，人物的每一个动作、表情他都有分析，比如祝英台听说父亲允许自己出门读书后是应该兴奋地跑下场还是叩谢后下台呢，他就写了几百字。光这出戏的导演手记就有几万字，后来专门作为一本书出版”。

　　同样是新中国成立前进越剧界的美术指导苏石风和黄沙的情况类似，现年80多岁的老人告诉本刊记者：“当年我们这种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都进话剧界，我早年在重庆，和应云卫在一起，和金山、张瑞芳他们都很熟悉。回上海后，发现越剧观众那么多，在话剧圈里吃不饱，到了越剧圈却待遇很高，那些演越剧的小姑娘，对我们很尊重，前先生后先生的，于是我就义无反顾地进去了。”

　　当时拿的薪水是按票计酬，苏石风说：“我参加的是范瑞娟她们的东山剧社，一场演出下来，主角一般拿20张票的票款，我们做美术也能拿七八张票的款子，那种收入养家糊口尽够了。”

　　他们带给越剧圈的都是新奇的东西，苏石风是做美术的。“当时胆子很大，什么都敢搬到舞台上去，我设计《梁祝》的时候，找了本日本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时舞台设计的书，在台上搭了个楼台，楼上门窗不断变换，表示场景变化。演员也不用落幕了，就在台上进进出出，观众稀奇得不得了。”

　　“没人管啊，特别自由，又有权力。”当时也是20岁出头的苏石风说他特别喜欢出奇，“我把从前的服装全部废了，什么面料流行我们就用什么。蚊帐一样的珠罗纱我也敢用，轻飘飘的乔其纱也用，又朦胧又大胆。纹样也不照戏剧的来了，全部用些很细腻的花纹，效果特别好。”

　　之所以这么大胆，“也是因为当时越剧的小姐妹们舍得在这些方面投入，下工本”。而且这种风气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继续，苏石风还记得，1957年开反浪费展览会，他才写检讨批评自己，举出种种浪费的例子：“舞台上一把扇子要40多元，演员的玉佩都是用真玉，新买的丝绸的大幕，为了舞台效果就在上面喷洒淡墨汁。”

　　最早被袁雪芬请进越剧界的韩义和南薇也被她称呼为“先生”，南薇原名刘松涛，他的儿子刘耕源告诉本刊记者：“南薇和别人情况不同，他不是由于贫寒进入越剧圈的，而是出于喜爱。”南薇家境优越，家里在常州有大片土地，两个姐夫都在大公司任职，自己在立信会计学校毕业后就进了姐夫的公司。“不过他太喜欢戏曲了，京剧、评弹都喜欢，在姐夫公司做事，也没人敢管他，整天泡在剧场里。”

　　韩义是孤儿，寄养在南薇家，他先去的袁雪芬剧团，刘耕源说：“有一次排舞蹈实在排不下去了，就把南薇找去了，知道他对京剧舞蹈也很有研究。”那是当时19岁的南薇初次接触到袁雪芬，没想到南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直业余帮袁剧团写戏，他写的《香妃》大红大紫后，索性就辞职做了专业的导演和编剧。“我祖母特别喜欢越剧，又宠他，结果家里人就算了。”

　　南薇的古文功底好，刘耕源还记得，他小时学着写剧本，一段唱词写了几天都没写好，可是父亲拿过来，听了故事，几十分钟就写出来大段唱词。因为平时说苏州话，别人叫他“苏州才子”。他写剧本的时候经常去豪华饭店包个房间，写上几天，新中国成立后还为此做过检讨，说自己是“资产阶级写作方式”。

　　“他改定的梁祝《楼台会》，新中国成立后上北京会演的时候，行家说多一字太多，少一字太少。”而像《孔雀东南飞》这种古诗，他也能一个晚上改成一出戏，而且长演不衰。

　　他的剧本连贯性强，高潮迭起，而且雅俗共赏，这也是他敢于把《祥林嫂》这种小说改成越剧的原因。

      本文出处：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7-09/115518187171_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