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与储安平

储望华

(中国音乐学网emus论坛)

(作者储望华)

    这两个人，本来是扯不到一起来的。马思聪是中国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是中国最高音乐学府---历年的、文化部、高教部唯一一所全国重点艺术院校---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这一“首任”，任了多少“届”？恐怕只要他活着，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这把交椅，永远是非他莫属！他留任了若干届，从1950年到1966年---世界上有那亇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一“连任”，就任了15年以上的？如果没有“文革”的政治运动，马思聪的“首任”，很有可能連任到老、退休、甚至去逝---终生任职)。

   储安平是江苏宜兴出来的一名学子，在上海光华大学学成后，留学英国倫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攻“宪政研究”；马思聪则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深造小提琴演奏和作曲。他们二人留学的年代接近，大抵在1930年中期。可二人留学的内容、方向、国度、风格，却大相庭径，相距甚远。唯二人的“赤子之心”---报效中国的进步---却无疑是相同的。仅此一点相同，足矣！

   二人的相识，缘于1949年，第一屆全国政协召开之前，组织了部分文化艺术新闻界的政协委员，到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中心之一东北鞍钢及哈尔滨、旅大等地参观考察---实际上，是让这些知识份子去感受一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热气腾腾的局面，和工人阶级开始“当家作主”的新的政治环境和氛围。

   我听父亲储安平说，在参观期间，他和音乐家马思聪俩人，正好被分配住在了同一亇房间里。之前是互知不相识，从这之后，不时地共同出席一些会议，或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二人竟也形同友人，互知互识互动地多了一些。直到有一天，我---做为储安平的幼子，开始走上学习音乐的生涯……

   和所有被录取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的新生一样，第一年，大家一律以学习钢琴为主科，只是从第二年开始，有了木管、铜管、弦乐以及钢琴等不同的主科专业；大部份也是老师们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条件，抉其适合的乐器，便分配了不同的主科专业乐器；学生本人的志愿及话语权，当时并不是最主要的恁据；年纪尚小的学生们(差不多仅13、4岁)，也并无自已非得学什么乐器的志向和定意。我被告知钢琴仍旧是我的主科(当时我亇子矮小体弱，没有人想到会让我去学吹管乐)。

   这时候，父亲倒是有所异议。但他的角度，并非从专业特点及本人条件出发，他提出的理由是：“弹钢琴，大多是为别人伴奏”，“拉小提琴似乎独奏的机会远远大于弹钢琴”……他是从成名成家的角度，来审视和考虑我的主科专业取舍。当时我本人年幼无知，糊里糊塗，既无个人奋斗雄心，也无成名成家之进取心。父亲无奈，决定带我去拜见他的朋友、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父亲希望听听马院长的当面赐教，一来判断自已的儿子是否确有音乐才能；二来希望马院长同意自已儿子可转为学习小提琴主科专业。这在当时，多多少少有点“走后门”“托关系”的意味了！

   1954年暑假中，我们乘車来到北京西城区王府仓马思聪公舘，这确实是一亇很体面很阔绰的北京式四合院。马思聪院长及夫人王慕理接待了我们的来访。我在他家中客厅的三角钢琴上，演奏了布拉谬拉的《练习曲》等曲。马思聪的女儿马碧雪、马瑞雪等人，均坐一旁聆听。对于我的表演及父亲所垂询关注的问题，马思聪院长均做了很具礼貌的、和蔼的、一般性的回答。马思聪对储安平说：“你儿子钢琴弹得不错啊”“很有音乐感啊”“也可以学习小提琴啊”……。

   年幼无知的我，虽然没有把马院长的话做为“尚方宝剑”，可也还是以“我爸爸让我转学小提琴，马院长也同意了”的话，告诉了小提琴学科主任王治隆老师。“不行”，王老师一口拒绝了我转主科的请求，他㧱起了我的一双小手，“储望华，看看你自己这小手，左手小指、无名指这么短，高把位完全夠不着嘛！不能学小提琴！”他断然严肃地关闭了我想转学小提琴的大门。当时我13岁，清晰地记得自己身高是1米38，小手弹钢琴，左、右手七度都夠不着。我心中呐呐地想：学小提琴嫌我手小，难道学钢琴就不需要手大吗？

   我发育晚，到了高中后才“窜了亇儿”，长成1米76的个子，手也长大，可以弹10度。后来，我曾又让王治隆老师看我的大手，他笑呵呵说：“储望华你学钢琴作曲不挺好！”

   自打王治隆老师一口回绝之后，我也死了学小提琴的心。至于后来又转了学习理论作曲，那是后话，既和手小没有任何关系，也和“弹钢琴只能是弹伴奏”没有任何連系；那是少年时代自我萌发的一种新的兴趣、爱好、追求和理想。

   自从我到马府随父拜见过马思聪院长后，之后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和本科的十几年之中，我从来再没有一个人和马思聪单独说过一句话。记得马院长偶尔来附中视察或参加校庆话动，在学生人群中看到了我，只投过来一个会心的关爱的一笑。因为马院长并不常来学校，所以之后若干年，我在校内与他见面的机会是凤毛麟角，乏陈可数，直至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揪出来……

   在中央音乐学院文化大革命中，马思聪院长是被斗的最惨的一亇了。学院的部分工人组成“红色造反队”，其头目专打马思聪，说什么“以前你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现在我们也要让你做牛做马”，一边拷打他，一边硬是把他的头压倒在地下，让馬思聪用嘴去吃地上的野草和泥巴……惨无人道，怵目惊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既使我现在书写这段内容，都还胆战心惊，心有余悸。在中央音乐学院批斗的群众大会上，我的目光曾与马思聪院长的目光相遇。那一霎之间，我对他投去巨大的同情、怜悯、郤是无助的眼光；他向我射来的是哀怨、凄楚、绝望的眼神。

   不久便听说，马思聪院长不昔冒着生命危險远走他乡……。

   而在此不久之前，也正是我的父亲储安平绝望地离开了人世……。

   一位是我的老院长、我父亲的朋友、中国音乐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另一个是我的父亲、送我走上学音乐的历程、中国新闻界曾经有影响的人物。“文革”的爆发，给他们二人带来同样的噩运，使他们万劫不复，出走天涯，亡命四海。一个留法，一个留英，到了1966年，是报国无门，殊途同归，偌大中国，竟然没有他们藏身之地……

43年以后的今天，每当我想起上述的一切，真教人潸然泪下，无语无声……

(2009.8.11于澳大利亚墨尔夲静远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