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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涛——民乐先驱者 一代大宗师
8/18/2009 点击数:3575

民乐先驱者 一代大宗师

——民族器乐演奏家教育家理论家活动家甘涛教授传略

(秦淮东岸)

………………  

    [摘要] 甘涛教授是中国第一支专业民族管弦乐团——民国“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乐团”创始人之一,曾任该团团长兼指挥。在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建设发展上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他精通传统民族乐器,特别在二胡的演奏与教学研究上造诣深湛。他的著述丰厚,其专著《江南丝竹音乐》填补了中国民族音乐在该领域的空白。

    [关键词]   甘涛   中国民族管弦乐   二胡演奏教学  《江南丝竹音乐》

 

一、引子

   1991年6月,中国音乐家协会江苏分会、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市文联、南京乐社共同为南京艺术学院甘涛教授80诞辰、执教35周年举办专场音乐会。一时四方响应、八面来贺,音乐会宏大热烈盛况空前。亲临现场的有季允石、匡亚明、王鸿、马蓥伯、虞煜星、刘俊鸿、何仿、闵季骞、闵惠芬、杨积强、朱昌耀、林克仁等省市领导和文化艺术界名流。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中国音协副主席李凌、中国音协书记处书记冯光钰分别发来贺电。中国著名民族音乐家彭修文先生则恭敬地书赠条幅曰:“民乐先驱者,一代大宗师”,彭先生的评价十分中肯贴切,纵观数十年在中国民族器乐领域辛勤耕耘和贡献,这一崇高评价甘涛教授当之无愧。

二、书香门第,家学渊博

 

   甘氏家族乃金陵世家,书香门第。其族谱可追溯至战国秦丞相甘茂、上卿甘罗,三国东吴名将甘宁,晋梁州刺史甘卓,大清乾隆“御教习”甘凤池,晚清礼部郎中著名学者方誌家藏书家甘熙。南京南捕厅有甘氏祖居深宅大院“甘熙故居”,号称“九十九间半”,内有“津逮楼”,清代藏书十万余卷,名闻大江南北。

   甘涛父亲甘鑫,字贡三,民国初年就读于南京法政学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任国民政府中央文化计划委员会委员。但其一生淡于仕途经济,却酷爱京昆和中国民族音乐。时与吴梅(瞿安)、溥西园(爱新觉罗·溥侗)、俞振飞、范汝霖等过从甚密。常聚伶票两界精英切磋交流京昆艺术,研讨江南丝竹音乐,向社会推广弘扬民族民间艺术。甘贡三老先生还把大量昆曲工尺谱译成简谱,便于现代运用,记录整理了许多道教乐谱和十番锣鼓演奏谱。甘老先生于昆曲不仅唱做俱佳,还能擪笛托腔为昆曲伴奏。当时上海高亭、百代两唱片公司曾为其录制《扫松》、《寄子》等唱片若干张。他对中国昆曲的承传作出过重要贡献。民族乐器他擅长笛、箫、笙、三弦、琵琶。曾先后受聘于南京、重庆的师范学校教授昆曲和民族音乐。

   甘老先生家道从容,嗜学慕古,精通琴棋书画。秉承先祖遗风,谦恭宽厚,惜老怜贫,乐善好施。因此广结朋友同好,宅中常常高朋满座,鸿儒谈笑,诗词歌赋丝竹之声绕梁不绝。闻名金陵的“新生京剧、音乐研究社”就设在甘家南捕厅大院中。甘老先生还是国民政府“公余联欢社”昆曲组长,常与民国政客张道藩、褚民谊等人在香铺营社址一同“玩票”。

   甘老先生膝下五个子女,甘涛行二。为使子女受到充分良好的教育,除正常在校求学之外,宅中常年聘请家庭教师,以家学补充学校教育之不足。甘老先生还特别引导督促子女学习戏曲、音乐,很注重“素质教育”。日后,长子甘浏(字南轩),金陵大学国文科毕业,精研京昆。长女甘长华擅昆曲,工青衣。三子甘法(字律之)工京昆老生,擅操琴。小女甘纹轩京昆兼能。甘老先生还培育过京剧名家汪剑耘,黄梅戏名家严凤英(曾为甘法妻),名票顾铁华等。

   甘涛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充满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氛围的大家庭中。

三、天生丽质,术业专攻

   甘涛(字汉波)1912年5月23日出生于南京,自幼灵气超凡,4岁即登台“工工四尺上”地朗朗唱曲。“不仅稚声明亮,且唱做自如,落落大方,此情此景令当时的亲朋两眼为之一亮,彩声不断。”[1]胞妹甘纹轩撰文说:“我们兄妹中最有灵性的当数我二哥,我不知多少次听亲友们描述他四岁时(虚年龄),不仅登台高唱,而且能随着伴奏的调门及节奏的变化来改变他稚嫩的嗓音和镇定自若的可爱形象。他对器乐的操弄也是家中最早、最有悟性的……”[2]

   甘宅中有一位木匠雇工吴阿大,无锡人,擅拉二胡,工余常拉吴侬小曲,幼年甘涛常常为之神往,吴阿大闲来便教甘涛持琴拉弓,甘涛学习二胡的经历当始于此,如此说来吴阿大就应当是甘涛学习二胡真正的启蒙老师。

   甘贡三老先生发现儿子甘涛确有音乐天赋,趁京胡大师孙佐臣、梅雨田来访之便,请二位教甘涛学拉京胡。孙大师囊中取出一把京胡令甘涛用弓拉开紧并着的两弦,此为入门第一课。那京胡的两根弦和弓板硬似铁,四、五岁小小甘涛用尽吃奶的力气也未能拉开,引来满堂轰笑,此乃一段趣话。

   甘涛幼年受家庭熏陶濡染,广泛涉猎京昆戏曲和民族乐器笛、箫、笙、京胡、二胡、三弦、琵琶、古琴、古筝,少年时在邻里间已有“南胡圣手”的雅号。他还常常跟随梅兰芳的唱片,模仿梅先生的琴师徐兰沅拉奏京胡的技法和神韵,日久几能乱真。待徐兰沅随梅兰芳来甘府造访,甘涛操京胡献艺时,着实让梅、徐两位先生惊诧了一把。据传,后来梅先生邀请甘涛当琴师但遭父亲甘贡三婉拒,因为封建礼教的羁绊,甘府人历来只当票友不“下海”,这是一段饶有意味的佳话。

   京剧名家范汝霖倒嗓后一度寄居甘府,辅导甘家子弟。“二哥和他在一起切磋琴艺的时间较多,但在范汝霖的辅导下,也登台演过《空城计》。”这段佚闻旧话甘纹轩不说,恐怕再无人知晓甘涛年轻时还能唱整出《空城计》!

   少年甘涛由于自幼学习器乐,心灵手巧,遇事爱动脑钻研,爱亲力亲为,动手意识强。不言不语拆修钟表,装配无线电是他常干的事。因此,亲友的钟表、收音机出现故障都来找他帮忙。甘涛日后报考工学院盖源于此。

   受甘府封建礼教习俗的支配,1928年甘涛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富家小姐李佩珍成婚。

   1930年甘涛从南京成美中学高中毕业,因其“文、外、数理化成绩优秀,立志工科,遂入‘中大’工学院学习机电”[3],不久却因病而辍学。

   1931年甘涛以其音乐的家学优势,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师从意大利法利国(A.Foa另译富华、富阿)教授学习小提琴,但1932年又因淞沪抗战爆发再度辍学。

   1933年民国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举办收音员训练班,甘涛考入第二期。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中央广播电台录用,在报务室传音科当练习生。因工作性质的需要,经传音科科长范本中介绍由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淇、王陆一、洪陆东三人联名推荐甘涛为国民党特别党员。

四、倾力创建 民族管弦

   1935年,陈济略、甘涛和中央广播电台的几位青年国乐爱好者发起组织工余国乐演习。传音科科长范本中别具心裁,决定以“本台同仁”名义,在节目中试播国乐录音,结果大受听众欢迎。

   1936年,传音科成立音乐组,陈济略任组长,甘涛任干事,并公开向社会招聘国乐人才。这时期,卫仲乐、黄锦培、陆修棠等相继加入音乐组,组成了小型国乐队,成员有10人。音乐组成立之后,电台定期播出国乐节目。陈济略、甘涛合作编撰,甘涛主讲的“音乐丛谈”也编入节目播出,取得良好效果。其间上海胜利公司为音乐组录制了唱片《变体新水令》(刘天华曲)和《汉寿亭侯》(卫仲乐编配)公开发行。[4]

   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国乐队的建立,应当是中国近现代国立的服务社会的第一支专业民族管弦乐队。因为是国立的,所以它的发展自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有国家电台作媒体依托,所以它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民间国乐队。这支国乐队自成立之日起就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其一,国乐队节目以现代广播手段推介,深受国人欢迎。其二,国乐队得到了时任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果夫的支持。其三,有甘涛等受过西洋音乐教育的一批国乐家的努力奋斗。甘涛学过工科,能设计绘图,他与陈济略、黄锦培等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亲力亲为,创制了乐队用的中胡、大胡、低胡和低音阮等乐器,填补了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中低音声部的空白。又采用了六项十八品琵琶和十一孔新竹笛。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国乐队统一使用国际通用的十二平均律,甘涛还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管弦乐交响化”的理念,先后聘请了吴伯超、杨大钧、贺绿汀、刘雪庵、丁善德、许如辉等参与创作了国乐合奏、重奏、独奏曲目,将西洋作曲技法引进国乐创作中,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民族器乐曲目,改善了民族器乐的表现力,这支国乐队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大步。甘涛等为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建制、乐器的改革创造,作品的编配创作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开创性的有益工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音乐组随“中央广播电台”西迁,进驻重庆上清寺广播大厦。

   1941年,音乐组从中央广播电台传音科独立出来,下设国乐股、歌咏股、总务股。陈济略任音乐组组长兼指挥,甘涛任总干事兼助理指挥、国乐股长、首席二胡。在重庆又招募了一批国乐界知名人才,如杨大钧、瞿安华、程午加等,音乐组国乐队迅速健康地成长壮大起来。

   1941-1944年,音乐组先后举办了三期“国乐训练班”,陈济略任班主任,甘涛任教务主任兼教师。学员结业成绩优秀者,留国乐队使用。鼎盛时,这支乐队有35人,其设置是:高胡(2)、二胡I(4)、二胡II(4)、中胡(2)、大胡(2)、低胡(2)、秦琴(1)、钢丝筝(1)、琵琶(2)、阮(1)、扬琴(1)、大三弦(1)、喉管(1)、笙(1)、新笛(2)、筚篥(1)、唢呐(1)、打击乐(2),以后又设置了“作曲专员”,乐队编制合理,声部齐全。

   1942年甘涛任领队兼指挥,国乐队奉命在军事委员会礼堂为蒋介石招待苏军顾问团演出了国乐节目,1943年由甘涛指挥国乐队为蒋介石招待美国威尔士访华作国乐演出,1944年蒋介石为招待苏、美、英、法四国驻华大使,甘涛又率国乐队在重庆黄山举行国乐演奏会等。均受到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评。

   抗战胜利后,国乐队由甘涛领队兼指挥,奉命在重庆管家岩办事处招待中共代表团的晚会上演出国乐节目,“周恩来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赞扬音乐组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之民族音乐所取得的成绩”[5]。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军事调停组”美方成员在座。精彩纷呈的中国民族器乐也令外国人赞叹不已,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次日,马歇尔将军亲赴上清寺“中央广播电台”驻地,感慨地说:“没想到贵国音乐家的演奏,竟如此令人神往,简直就是神曲,妙不可言。”马歇尔当即令副官递交其亲笔签名的邀请函,盛情邀请国乐队赴美巡演。遗憾的是,国民政府忙于“还都”和内战,国乐队赴美巡演未能成行,痛失一次中国民族器乐走出国门,全面向世界展示的良机。马歇尔将军亲签的邀请函,甘涛一直保存到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上交了组织(似是南京大学),之后不知所终。这应当是中国民族音乐史上的一份珍贵的实物资料,但愿它没有灰飞烟灭。

   在重庆,国乐队曾经录制过大批国乐唱片,其中包括甘涛的二胡独奏、领奏曲目。还为话剧《风雪夜归人》、《石达开》、《清宫外史》和“乐剧”《木兰从军》等配乐,并多次应邀赴学校、工厂公开演出,指挥均由甘涛担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在甘涛等国乐家的共同努力下自此发轫并形成了第一波繁荣局面。

   及至抗战胜利,国乐队还举行过“中苏音乐节目交换广播音乐会”、“纪念音乐月”、“十年国乐成绩表演”、“庆祝抗战胜利”等音乐会多场。

   1946年陈济略调任武汉广播电台台长,甘涛升任音乐组组长,并被上级委以“中央广播电台还都总领队”。甘涛率全台人马辎重,在国军一个排的武装护卫下乘船沿江东下,途中历经急流险滩、江匪打劫。说到江匪打劫,尚有一段趣闻可表:话说甘涛一干人马遭遇江匪,双方刀枪对峙,论火力江匪哪是国军对手,但江匪熟悉水情占据有利地形,也不太好对付。甘涛当机立断,身先士卒挺身与江匪谈判,谋求和平解决,避免屠戮生灵。当被引进江匪山寨的大堂时,甘涛看见江匪供奉的居然是“大清乾隆御教习甘凤池”,金陵甘氏甘涛的先人!那匪首闻知纳头便拜,立时化干戈为玉帛。甘涛带领团队同舟共济餐风饮露,走走停停历时月余,每每逢凶化吉,员工家属、设备器材悉数安全返京。

   回到南京后,音乐组国乐股又吸收了王沛纶(任作曲专员)、管公衡、陈孝毅、杨其铮、陶端斐等人,歌咏股则吸收了女声独唱演员李克莹等。

   1946年初,上海筹组(全国)音乐家协会,甘涛回南京后即被推举为南京音协常务理事,1947年又被选为全国音协理事。

   1948年,音乐组正式对外改称“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乐团”,甘涛任团长兼指挥。这期间“中广乐团”曾为上海国泰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吕四娘》(许如辉)配录伴奏音乐。为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纪录片《农业》、《造纸》、《台湾风景》录制伴奏音乐,还参与拍摄了纪录片《中国音乐》。乐团还发行了唱片《三宝佛》(合奏,黄锦培改编甘涛领奏)和《女声独唱·阳关三叠》(李克莹演唱,黄锦培编配)

   乐团在南京演出国乐节目多场,如为招待“国大代表”的“尽善尽美音乐会”、为蒋介石先生祝寿的“广播音乐会”、为慰劳伤兵的“募捐音乐会”、为朝天宫“祭孔典礼”伴奏演唱“大成乐章”等。

   这时期,乐团积累储备的创作改编的曲目有:合奏曲《飞花点翠》(吴伯超改编)、《霓裳羽衣曲》(甘涛编配)、《嘉兴锣鼓》(程午加传谱)、《大地回春》(杨大钧曲)、《雄风万里》(又名《风云际会》黄锦培、张定和曲)、《青云直上》(张定和编配)、《三宝佛》(黄锦培改编)、《华夏英雄》《华夏风光》(黄锦培曲)、《关东四番》(杨大钧曲)、《侯门弹铗》(贺绿汀改编)、《灵山梵音》《新中国序曲》(王沛纶改编)、《中国组曲》《台湾组曲》《卖糖人》(王沛纶曲),独奏曲《忆别》(二胡·许如辉曲)、《幽思》(新笛·贺绿汀曲)、《双莺对唱》(二胡·杨大钧曲)、《蜀道难》(琵琶·杨大钧曲)、《荒草曲》(笛·张定和曲)、《江干夜笛》(笛·张定和曲)、《阳光华想曲》《空前大捷》《青阳歌》(二胡·黄锦培曲),重奏曲《胜利曲》(杨大钧曲)、《捣练子》《丰湖忆别》(黄锦培曲)、《石湖之春》《连理花》(张定和曲),声乐曲(首创国乐队伴奏演唱)《碧血英雄》(黄锦培词曲)、《阳光三叠》(黄锦培改编)、《华胄英雄》(黄锦培曲)、《复兴关行》(陈济略词张定和曲)等。此外还有传统曲目如《变体新水令》《春江花月夜》《光明行》《烛影摇红》《平沙落雁》《十面埋伏》《寒鸦戏水》等等。

   从乐团阵容、节目形式与丰富的曲目,特别是住团“作曲专员”王沛纶创作的分乐章的合奏曲《台湾组曲》看,甘涛领导下的“中广乐团”应是中国民族音乐史上第一支专业的名副其实现代化的强势民族管弦乐团,此时它正生机勃勃如日中天。

   1948年秋,应台湾省文化协进会、台湾广播电台之邀,甘涛率“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乐团”参加庆祝台湾光复三周年和台湾省首届博览会的开幕活动。由台湾广播电台、台湾文化协进会主办的“国乐演奏会”,在台北中山纪念堂隆重上演,节目单上公布的演员名单有高子铭、孙培章、杨兢明、曾成文、黎松寿、杨朴轩、方炳云、祝世匡、杨其铮、张学贤等二十余人,指挥甘涛、王沛纶。1948年11月17日至19日,乐团连续演出三场,场场爆满,取得巨大成功。对那次访问演出,甘涛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不是用曲谱、用手在指挥,而是用我的心,用我们民族之心指挥演奏啊。满场观众鸦雀无声,只有乐曲拨动人们的心弦!我虽然身在台上,却深深感到全场观众的感情起伏,随着乐曲激荡。一曲终了,观众忘其所以,如痴如醉,掌声雷动。谢幕一次又一次,还是收不了场。台湾的观众评论得好,说这是中华民族的音乐,民族的感情啊!台湾同胞渴望听自己祖国的民族音乐。这感情,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都没有被磨灭,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多么强大啊!”[6]演出结束后,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陈诚召见甘涛,告知时局趋势,要求他所率的乐团全数留台,并承诺派专机接乐团成员家属来台。甘涛不卑不亢对陈诚说,全团乐手由我带来台湾,理当由我全数带回大陆。今后有谁愿意来台尽随其便,甘涛带团当有始有终。遂婉拒了陈诚的要求。适逢“中央广播电台”加急电令“乐团全体成员火速返京”,甘涛立即率领全团返回了南京。

   甘涛的父亲甘贡三老先生历来思想激进,当年在重庆只看《新华日报》,不看《中央日报》,亲友皆知,甘老先生还断言共产党将得天下。甘涛在“中广乐团”去留台湾问题上的抉择是否受其父影响未可知,但客观上甘涛为新中国的民族音乐发展繁荣保存了一批艺术家,日后各人均成就卓著,如黎松寿、杨其铮任职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黄锦培任职星海音乐学院,杨兢明、曾寻(成文)宋锡光、张学贤、夏治操任职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乐团,方炳云任职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杨朴轩任职江西师范大学音乐系,祝世匡任职沈阳音乐学院等,这是不争的事实。

   回南京以后,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乐团遣散成员。当年乐团特约二胡演奏员黎松寿教授曾撰文回忆道:“回南京后方知国内战事非常紧张,烽火将近首都,政府机要部门大多已经撤退转移,中央广播电台部分已内迁。国乐队未几便宣布解散,队友们挥泪相别,天南地北各奔前程。好端端一个知名的民族交响乐团,瞬间烟消云散,叹息之余夫复何言!”[7]此后,“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乐团”一部分成员西迁重庆,一部分成员南下广州,赴台追随国民党政府的也确有其人。而甘涛则辞去职务,留在了南京等待解放。据长期为甘涛诊病的南京秦淮医院医生汪先生回忆,文革后期甘涛与汪医生忆旧时曾拿出一份解放前夕周恩来致甘涛的亲笔信的影印件,内容大意是,甘涛先生是当今民乐界令人仰慕的泰斗,新社会即将来临,希望先生留在本地,将来为新中国贡献才智。这封信是源于贺绿汀向周恩来举荐中国音乐界贤能而来,甘涛毅然留在南京这封信应当是主要原因。经过文革动乱,现在这封信的原件甚至那份影印件也不知所终了。

   甘涛熟谙精研多种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之演奏技法和性能,又得益于京昆、民间音乐的深厚积淀,故在驾驭指挥民族管弦乐队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从三十年代传音科“本台同仁”而音乐组国乐队,进而“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乐团”,其间十五年,贡献了多少心智与汗水!甘涛与中国民族管弦乐不解的因缘,是中国现当代音乐史不应该绕过而应该正视的史实。

五、神韵独具 桃李满园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甘涛先后受聘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现江苏省党校)、南京大学、金陵大学等校执教国乐。

   1952年调入南京师范学院任国乐教研组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1954年,甘涛与淮安古琴家夏一峰先生共同创建了“南京乐社”,甘涛任社长,夏一峰任副社长,张正吟任总干事。乐社云集了一批享有较高声望的民族音乐家和戏曲家,如甘贡三、程午加、王生香、刘少椿、赵云青、吴造峨、闵季骞等。他们致力于研究、发掘、整理古典乐曲、民间音乐和戏曲遗产,成功记谱整理了十番锣鼓《喜遇元宵快》、苏南吹打《四来》,古琴打谱《山中思友人》、《长清》等。出版了专著《江南丝竹音乐》、《江南丝竹音乐大成》、《中国箫笛》、《筝艺新探——线谱古筝教程》等。乐社得到了省市文化部门的关怀和支持,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绩。在甘涛的组织领导下,南京乐社多次组团与日本、朝鲜、德国、奥地利等国和台湾地区艺术团体进行交流演出。

   1958年甘涛调入南京艺术学院任民乐教研组组长。在民乐教学上,甘涛教授开设课程计有《国乐概论》、《中国打击乐》、《民乐合奏》、《民族器乐(二胡、笛子、扬琴、古琴、古筝、琵琶、三弦等)》。特别在二胡教学上,甘涛教授借鉴了小提琴教学规范、系统的优点,把二胡传统技法加以综合提炼,总结出二胡的弓法“十要”、指法原则、演奏谱符号体系、乐曲处理中的技法原则等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民族特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起,甘涛教授因莫须有的罪名和“历史问题”受到冲击。试想,一位旧中国中央广播电台的职员,国民党特别党员,复杂的社会关系,家庭背景又是如此显赫,甘涛在文革那样的疯狂年代所受的煎熬可想而知。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经历过“隔离审查”、“揪斗示众”、“劳动改造”等等劫难。据传,在“劳改”期间,甘涛独自一人修建了一个标准篮球场,对于一个六十岁上下的人,这是何等的劳动强度!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甘涛教授已是年逾花甲“奔七”的人,但在他所挚爱的民族器乐事业上丝毫没有懈怠,反而格外执着勤奋。他为南京艺术学院培养了两届二胡研究生,一届琵琶研究生,大量著述也是这时期所完成。

   1979年,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特邀甘涛教授录制二胡独奏曲《怀乡行》、《欢乐歌》在金陵之声栏目对台湾同行老友们广播。意在勾起海峡对岸老友对祖国大陆的思念和回忆往日朝夕相处的欢乐.

   1985年,甘涛教授的鸿篇巨制《江南丝竹音乐》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江南丝竹的资料齐全、分析论述深刻、国内罕见的民族民间音乐专著。当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音乐理论家李凌先生借全国器乐作品比赛颁奖会,充分肯定该著作并热情宣传推荐。

   1990年以后,随着甘涛先生年事渐高,身体每况愈下。但即便是住在中山陵疗养院,也还是坚持为学生上课。南艺音乐学院杨易禾教授回忆,他跟甘老读研期间,去甘老疗养地回课,甘老闭目静听一动不动,手中举着的纸烟结灰半支长,杨以为甘老睡着了,可是一弓下去,甘老立刻睁眼指出“错弓!”这真是一副生动鲜活的历史画面。甘涛先生在音乐面前的纯之又纯的入定和敏锐,令人叫绝。

   1995年6月29日,甘涛先生因患急性肺水肿,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享年83岁。

   重病期间,甘老还念念不忘准备写作《二胡演奏艺术》。

   逝世前一周,学生李家振前去探望。甘老对他说:“我很想写一部《中国乐器法》,可惜已力不从心!”甘夫人对李说:“甘老一周来几乎没说话,你来了才开口。”可见临终之前,甘老思念的仍然是民族音乐。

   甘老一生奉献给了中国民族音乐事业。他精研各种传统民族乐器,尤其在二胡演奏上独具神韵。他的运弓有着京胡的深厚底蕴,旋风般利索有力。直至古稀之年,那功夫一般乐手都望尘莫及。在《二胡传统独奏曲十三首·甘涛演奏谱》中,他改用自定的弓法、指法和独特处理,演奏起来,更具江南丝竹的民间韵味,又内蓄着京昆的精气。甘涛先生的二胡演奏风格,有一种有别于刘天华学院派的、勾魂摄魄的魅力,老一辈仍健在的民乐家每言及此,无不赞叹其深厚的民间音乐功力和超凡的悟性。在器乐教学上,民族器乐界名家彭修文、闵惠芬、陈耀星、朱昌耀、杨积强、周维、钱志和、杨易禾、欧景星、曹月等都得到过他不同程度的亲手和指点。

六、皇皇巨著 江南丝竹

   甘涛先生老年完成的近八百页巨著《江南丝竹音乐》更是价值不凡。在这部著作中,他从“民间丝竹音乐”入手,再谈及“江南民间丝竹音乐”,进而系统论述“江南丝竹”的起源、乐曲及曲目、乐器、组织形式、调、音阶和调式、织体、曲式。他把“江南丝竹”常用的艺术加工手法整理归纳为“加花”、“假装饰音”、“减字”、“抢档”、“让路”、“变速度”、“变板式”、“变节奏”、“变音色”等九种,并一一加以介绍论述。还总结出“江南丝竹”四大演奏特点:1、声腔宗法传统韵味亲切感人。2、出新各献所长独创不离集体。3、主次虚实分明充分运用技巧。4、控制力度变化掌握抑扬风格。同时又客观公正地指出“江南丝竹”在发展中存在过多的加花、过度的放慢、强调字句韵味忽略整个乐曲表现、现代有些合奏中逐渐脱离优秀传统及缺少新时代的新音调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等五大缺点和问题。

   曲目方面,该书初步收集了《六板》、《三六》、《四合》、《欢乐歌》、《云庆》、《紫竹调》、《月儿高》、《鹧鸪飞》、《变体新水令》、《春江花月夜》等流传较广的十个大曲目。“在前五个曲目当中,已全部包括了‘江南丝竹’中著名的‘八大名曲’乐谱。在每个曲目之前,都对乐曲做了一些考证和解说,并附有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乐谱。在每一首曲目中,包括原始的‘老谱’,以及由简到繁、各种乐器不同加花的‘丝竹主调谱’、‘各种乐器演奏分谱’、‘独奏谱’、‘重奏谱’及‘合奏谱’等,分类系统排列;曲名则尽量保留原谱上的名称。书中还收集了一些民间艺人和著名演奏家的传谱。这些乐谱,具有各种演奏特点和多样风格。既有‘江南丝竹’的特点,又有每个演奏者不同的个性风格。对近代一些较好的乐谱,大都加注了详细的记号,基本上保留了演奏的技巧和风格。”[8]比如《春江花月夜》源自琵琶独奏古曲《夕阳箫鼓》又名《浔阳琵琶》。该书收集了琵琶独奏曲《夕阳箫鼓》传谱两种,其一六段加尾声,无小标题;其二七段各有小标题:1廻风2却月3临水4登山5啸嚷6晚眺7归舟。《浔阳琵琶》传谱两种,其一十段小标题是:1夕阳箫鼓2花蕊散廻风3关山临却月4临水斜阳5枫笛秋声6巫峡千寻7箫声红树里8临江晚眺9渔舟唱晚10夕阳影里一归舟;其二除4临江晚眺8月白江心外,余各标题与前同。又列丝竹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全曲十段:1江楼钟鼓2月上东山3风廻曲水4花影重叠5水深云际6渔歌唱晚7廻澜拍岸8桡鸣运濑9欸乃归舟10尾声。《江南丝竹音乐》资料之丰富细致,著者的严谨可见一斑。

   “对现代,尤其是当代的‘江南丝竹’演奏谱的记号、符号,书中作了整理归纳,将常用的几种丝竹乐器和打击乐器的演奏记号、符号,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虽然其中有些演奏技巧目前还没有在‘江南丝竹’中普遍采用,但对‘江南丝竹’的演奏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9]

   2003年由著名音乐家乔建中、周大风、陈鹏年共同主编,李民雄任执行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江南丝竹音乐大成》仅收录“甘氏丝竹乐器演奏记号、符号”就达46页之多。“大成”评价甘涛先生的《江南丝竹音乐》一书说:“对江南丝竹的起源、曲目、组织形式、调式、织体、曲式、发展手法、演奏特点和发展前景作出了详尽、系统的探索和研究,其资料丰富,分析明晰,对研究或演奏江南丝竹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10]

   可以看出《江南丝竹音乐》是一部卷帙浩繁、费时耗精力的专著。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广博的民族音乐知识,和精细的治学作风是难以完成著述的。

   由于这方面的非凡造诣,甘老被誉为江南丝竹大师和活词典。

   甘老其他著作还有《中国近代国乐器》、《中国民族乐器常识》、《中国打击乐器》、《江南丝竹演奏艺术》、《怎样吹笛箫》、《二胡音准问题》、《二胡弓法艺术》、《二胡演奏术语、记号、符号》、《二胡传统独奏曲十三首·甘涛演奏谱》、《二胡基本练习曲》、《民族器乐练习曲》,还创作改编了一些民族器乐曲《霓裳羽衣曲》、《夜深沉》、《变体新水令》、《齐来同欢唱》等等。甘涛先生在民族民间器乐方面丰厚的著述,堪称中国民族音乐史上的一座高峰。

七、谦恭宽厚,乐善好施

   谦恭宽厚,乐善好施,是甘氏家族的祖训。甘涛的父亲甘贡三老先生就是具有这样品德的旧知识分子。当年每逢夏季便请人制作“十滴水”上万瓶,广为分发。冬季则施米面、棉衣予穷苦人。甘涛先生继承了父辈的遗风,“自己生活非常俭朴,而许多生活上有困难的朋友和学生都曾接受过甘涛先生的资助,这都表现了他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质”。[11]当年淮安古琴家夏一峰先生生活窘迫,甘涛就曾慷慨解囊相助,并为其奔走呼吁,最终由政府解决,使夏老得以颐养晚年。“广陵派”古琴家刘少椿先生、山东琵琶演奏家王生香先生等一度处境困窘,甘涛先生都想方设法竭力施以帮助。甘涛先生的惜才仗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品格。甘涛先生友善待人、谦恭礼让,不端架子,不存门派陈见,广交朋友,乐谈技艺。参透了人生,才有音乐的大成就。

八、尾声

   甘涛教授在南京艺术学院的日子里,历任民乐教研室主任,实验乐团副团长,学位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委员,民革南艺副主委。社会职务担任:中国音协会员,南京音协名誉主席,市文联副主席兼顾问,江苏省文艺学院顾问,省政协文教卫体文化组成员,中国乐器协会顾问,江苏省第四次文代会代表,南京乐社社长。“作为一位学者,他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学而不厌。作为一位教授,他平易近人,真诚热情,诲人不倦。”[12]上述职务、评价对于逝去的斯人已无意义。作为晚生和本文写作者,我想,四十年代末甘涛先生率“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乐团”事业如日中天,假如没有世事的变迁,他将在民族管弦乐领域纵横捭阖,做出更为骄人的成绩。又假如没有“文革”,或者假甘涛先生以天年健康,中国民族音乐文献中一定又多一部《中国乐器法》。可是历史从来没有“假如”,但它却有着警示后世的作用!

   感谢接受我采访的闵季骞教授、黎松寿教授、涂永梅教授、钱志和教授、杨易禾教授和李家振先生。他们对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敬业精神同样令我崇敬!感谢甘涛先生的后人甘松、甘桂、甘本三兄弟为本文提供了生动素材。甘氏兄弟各有建树,没有愧为大师后代。

   谨以此文纪念甘涛教授逝世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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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甘桂《父亲的梦想成真》《友恭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2] 甘纹轩《怀念痴迷昆曲的父亲甘贡三先生》《友恭堂》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年版

   [3] 刘为霖《甘涛与“中央广播乐团”》《艺苑》音乐版1993年第2期

   [4] 甘涛《江南丝竹音乐·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 甘涛先生治丧领导小组《沉痛悼念甘涛教授》1995年7月

   [6] 黎松寿《追忆中央广播乐团访问台湾演出记》《北市国乐》169期

   [7]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2002年第3版

   [8] 乔建中、周大风、陈鹏年主编,李民雄执行主编《江南丝竹音乐大成》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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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甘桂《父亲的梦想成真》,《友恭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2] 甘纹轩《怀念痴迷昆曲的父亲甘贡三先生》,《友恭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3] 刘为霖《甘涛与“中央广播乐团”》,《艺苑》音乐版1993年第2期

   [4] 刘为霖《甘涛与“中央广播乐团”》,《艺苑》音乐版1993年第2期

   [5] 刘为霖《甘涛与“中央广播乐团”》,《艺苑》音乐版1993年第2期

   [6] 刘为霖《甘涛与“中央广播乐团”》,《艺苑》音乐版1993年第2期

   [7] 黎松寿《追忆中央广播乐团访问台湾演出记》《北市国乐》169期

   [8、9] 甘涛《江南丝竹音乐·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江南丝竹音乐大成》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

   [11]《沉痛悼念甘涛教授》,1995年7月,甘涛先生治丧领导小组

   [12] 摘自《沉痛悼念甘涛教授》1995年7月.甘涛先生治丧领导小组

   http://blog.163.com/nyhxl/blog/static/991979120095209228624/,网易博客 2009-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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